文/樊荣强

一

近几年每年陪老婆回娘家，高速路上经过江津时，都会看到陈独秀旧居的牌子，心想总要找个机会去看看。

陈独秀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1879年出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共创始人、早期主要领导人，被傅斯年誉为“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一生四次身陷囹圄，不改其志。1902年留学日本，1915年创办《新青年》，次年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20年在上海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次年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1929年因“右倾错误”被开除中共党籍。后组织托派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于1937年释放。晚年客居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1942年病逝。

我近期在看《民国大文人》系列书，与陈独秀在书中不期而遇，于是去看看陈独秀旧居的冲动变得强烈起来。2019年2月7日，大年初三的下午，在老婆娘家过完年返回重庆时，我决定这次一定要去了。

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事故，地图导航显示堵得很厉害，于是我选择提前两个路口在江津白沙下道。不过，在乡村公路上绕行40来公里，就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绕行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陈独秀当年选择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生活多么不方便啊。现在的公路虽然都铺上了水泥，修得不错，可当年一定是烂泥路，更窄，更弯，更长，更陡，更难行走，他怎么出门买菜、访客？那些时常由重庆过来看他的朋友们，岂不是要费时一天？他当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穷乡僻壤度过余生？他在这里生活又是怎样的心境？

原本可以在五点钟之前到达，而今因为绕行，到达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半，停车时，清洁工人告诉我们，已经关门了。

既然来了，还是到大门口看看吧。

二

我来到的陈独秀旧居位于江津几江街道鹤山坪，但这儿并不是陈独秀在江津时唯一的居住地。

他1937年8月出狱后，先住到学生傅斯年在南京的家中。抗战爆发后，傅举家迁往内地，陈又住到学生陈中凡家中。1937年9月，南京危急，陈独秀携妻子潘兰珍西去武汉。陈在武汉期间，与从老家安庆逃难而来的三子陈松年夫妇和刚满1岁的孙女陈长玮以及嗣母谢氏团聚。但陈觉得武汉乃是非之地，加之日机不断轰炸，很不安全，不宜久留，便想迁到陪都重庆。

1938年7月2日，陈独秀乘民权轮入川抵达重庆，出乎陈独秀的意外，来接的人很多，有高语罕、张恨水等人。十余天之前，陈松年已经先期抵达重庆。先住在重庆上石板街，北大同学会委托罗汉照顾陈独秀。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的留日同学邓仲纯让陈到自己在江津的家中居住。陈携嗣母谢氏、妻子潘兰珍和儿孙前往。谁知到达邓家后，邓夫人竟以“住房狭小”为由将陈独秀一家拒之门外，令陈十分难堪，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回重庆矣。”幸得同乡旧友方孝远招待，才在小客栈暂栖下来。7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同情，挪出一间房子住了进去，聊以安身。陈叹息：“出门之难如此。”

1939年1月，陈独秀一家迁入邓开仲开办的延年医院后宅。但是邓夫人经常恶言相向。那年夏天的一天，邓夫人与陈独秀夫妇发生了激烈争吵，边哭嚎边大骂让他们“滚出去”。陈铁青着脸，怆然泪下，道：“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兰珍，我们走！”当夜，陈独秀便带着一家老小，离开邓家，住进了三通街的栈房里。

之后，陈独秀遂接受江津资本家邓蟾秋（字鹤年）、邓燮康叔侄的帮助，迁居到江津城大西门外30余里的鹤山坪施家大院。但此处孩子多，院内嘈杂，不利于陈养病、写作。恰巧陈独秀在地摊上购得本地前清贡士杨鲁丞的遗著《皇清经考》，且“颇感兴趣”，杨氏的孙子杨庆余得知后，邀请陈帮助整理杨鲁丞遗著，免费提供杨家大院的三间偏房给陈居住。陈独秀应允，便于同年8月迁居附近的石墙院。

杨家大院四周以条石砌成丈余高的围墙，人称“石墙院”，建于清光绪年间，四合院布局，总面积3000余平方米。如今，石墙院历经风雨依然保存完好，建筑极具川东民居风格，2000年被重庆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的石墙院早已修茸一新，庭院道路干净，竹木旺盛，且因其位于山坡之上，可谓风光无限。但是，当年陈独秀居住时却十分简陋，陈的卧室上无天花板，下即泥土地，年久失修，遇雨进水。室内只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衣箱和书箱。唯一的装饰是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拓片。

陈独秀认真看过杨鲁丞的全部手稿后，认为“多系转述古人学说而已，无甚创见，价值不大”，便对杨庆余直言相告，不再整理。杨家还是留下陈独秀一家居住，但从此往来生疏，也不再送柴米蔬菜了。

三

陈独秀出狱后，面临着人生的选择，不经意之间却迈上了边缘化的道路，渐渐失去了光芒。也许是造化弄人，也许是价值观和性格使然，甚至是因为岁月不饶人——他出狱之时已经58岁了。

陈独秀曾有意去延安回到党内工作，中共领导人也提出了有条件回去的方式。陈独秀虽然挺高兴，并就三个条件一一作出了答复。但他是个倔脾气，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从而错过了回归的最佳时间。1937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称不跟托派陈独秀合作，甚至还给他扣上了“汉奸”的帽子，彻底堵死陈回党之路。

1937年8月，蒋介石派教育部长朱家骅找陈独秀谈话，承诺由政府资助2万元，5个国民参政会席位，让陈独秀自己独立组织一个党派，并作为独立党派代表，担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一口拒绝，说：“他（蒋介石）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又把我关了这么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1937年9月中旬，陈独秀来到武汉。凭着他对政治局势的敏感观察，决心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以争取民主与自由为旗帜，联络那些中间党派和势力，组成一个“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的联合战线”，为国家和民族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因为蒋介石干扰，那些中间党派也纷纷离开，陈独秀最后一次独立开创政治局面的企图落空了。

1937年9月，在美国的胡适曾为陈独秀联系过一家美国的出版公司，请陈到美国去写自传，但陈以“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为由婉拒。

1938年，王星拱请陈独秀到武汉大学任教，但因当时陈的处境，此事最后不了了之。陈在给陈中凡的信中曾婉转地说出了事情原委：“武大不便聘用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

1939年，陈发表了关于对托派思想的新见解，遭到上海托派的激烈批评。托洛茨基得讯后，为了解决双方的矛盾，曾多次要求弗兰克·格拉斯设法把陈弄到美国去，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工作。但是，陈独秀表示祖国在危急中，自己应该留在国内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拒绝赴美。

四

陈独秀在江津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辛，可谓贫病交加。

北大同学会先后委派罗汉和何之瑜照看陈独秀，但二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不能时时在侧，还得靠陈独秀与潘兰珍夫妻自己相互扶持。

陈独秀本无积蓄，主要收入来源是稿酬，靠北大同学会每月接济的300元，才勉强维持。但是，也经常无米下锅，要找房东或邻居借米。不得已，还得靠典当、变卖，他在狱中收到的十多件皮袄都进了当铺。潘兰珍还在后院开辟一片小园，种上时鲜蔬菜，以节省开支。

陈独秀还打算搬到邻近的赤水县或江安县居住，据说那里物价低，治安好。但是，陈独秀患有胃病、高血压、心脏病等，住在江津，好友邓开仲可以随时为他免费诊治，所以只好作罢。

1942年春节前，陈独秀向欧阳竟无借字帖《武荣碑》后，赋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好友朱蕴山见此诗后，心生悲戚，买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只见他独自在家，因胃病发作在床上打滚，情境十分悽凉。

陈独秀日子虽然过得艰苦，但也不轻易受人接济。对那些因仰慕而来而素无交往者，他一概拒绝。他的学生、任国民党少将的杨鹏升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另想办法资助，经常写信向陈索取字条、字联、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为其父写墓志铭，付给他资费；或者干脆以“无记名”方式给他寄钱。

据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记载，国民政府得知陈独秀的囧境，曾以朱家骅的名义三次让张国焘赠给陈医药费14000元，第一次为1000元，第二次为5000元，第三次是蒋介石直接批准的，为8000元。但据陈长璞回忆，都被陈独秀一一退回。

五

陈独秀在石墙院居住期间，基本上不过问政治，更不参与政治。1939年3月嗣母谢氏病逝，次年6月大姐吴陈氏病世，陈十分悲痛，心绪不佳。尤其是1940年8月初，陈家中遭窃，在南京狱中所写的《小学识字教本》书稿及其他尚未出版的书稿被盗，令陈独秀感觉万事俱废。

伤感使陈独秀寻求书生雅趣的兴致更为强烈。他常常与欧阳竟无、台静农、魏建功等研讨书法艺术、文字学术。有时到江津县城欧阳竟无办的“支那内学院”游玩，与欧阳竟无谈文赏艺、切磋聊天，或偶尔与同乡老相识、七十多岁的老进士罗鸿怡等人打牌。

因手稿被盗，陈独秀只能重写《小学识字教本》。他去世前，正好注释到“抛”字。陈去世后，其老友朱蕴山赋悼诗云：“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定论老书生。”1941年10月，教育部长陈立夫致信陈独秀，大加赞赏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认为此书“斟酌古今各家学说”，“亦多精辟”，希望名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则认为该书名实相符，拒绝修改，并瞩咐潘兰珍退还预付的5000元稿费。

1939年夏，重庆出奇的炎热。邓鹤年、邓燮康叔侄邀请他到现今江津区白沙镇聚奎中学校园内鹤年堂避暑疗养。得知陈独秀搬来后，时任聚奎中学校长的周光午还特地邀请他在鹤年堂内为全校师生作演讲。从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到号召全民一致对外、争取抗战胜利，他一口气讲了约40分钟，在场的师生无不心潮澎湃。这也成了陈独秀的人生中最后一场演讲。

六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食用蚕豆花水中毒，诱发疾病，医治无效，在石墙院溘然辞世，终年63岁。

陈独秀的葬仪由他的生前好友操办，收到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医药费和赙仪共计法币3万多元，其中蒋介石捐赠1万元，朱家骅5千元，段锡朋、王星拱、陈立夫各2千元。

6月1日，陈独秀的灵柩被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山麓的康庄墓园。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包括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朋。

1947年6月，按照陈独秀生前遗嘱，陈松年托福建一位行善的木商人，沿江而下，用木筏将陈独秀棺椁迁回故乡怀宁。

陈独秀病逝后，消息绝少见于报端。《大公报》论道：“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静尘先生在1942年7月《古今月刊》第五期上发表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写道：“假使陈独秀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中国或者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水里，只在水面上略略掀起几圈微波。死非其时，这情景对于一位怪杰的陨落真是最凄惨不过的。”

当代著名学者、国画家和美术教育家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民主革命家、北伐将领、民革的创始人之一陈铭枢挽曰：“谤积如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