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荣强：文化研究需要社会学方法

（原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报》1987年9月10日一版）

我总有一种感觉，目前文化研究的视野常局限在文献资料的圈子里，现实文化的材料未被真心地加以发掘和利用。

前不久聆听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讲学，他说：“要从佛经里面探究出老太婆为什么要烧香拜佛的原因，是荒谬的做法。”这虽不是什么惊人之语，但确道出了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陈教授建议文化研究中应当引进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虽不排除文献研究，但更主要的是对现实进行直接研究。细想起来，社会学方法引入文化研究，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

其一，一八四Ο年以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开始分崩离析，而后沉浮变迁的“文化研究热”所涉及的问题，以一言蔽之即“中国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但是这一问题从来就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在根本上，它是关系着中华民族未来生存发展的道路选择的重大现实问题。

正因为这样，我不否认从古代学术文献中汲取养份，也不否认应当把握历史并以深厚的历史感来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决不是《论语》的现代化《老子》、《庄子》……的现代化；由传统转入现代化的只能是中国现实的文化，只能是当代人及当代人正在实践着的生活方式。因此，如果不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现实文化，现代化必然是一座空中楼阁，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其二，与其说文化有雅俗之对，不如说有理想现实之别。有人把古代文献上载明的思想、价值体系称为雅文化，而将老百姓的实践体验及规范称为俗文化；深究起来，雅俗之对不过是封建统治者、士大夫的偏见，承认它就会导致对历史的误解，因为雅俗之对没有标明某种文化是否属于历史事实。

我有时觉得，与其研究《论语》之类，倒不如研究俗谚俚语、《增广贤文》之类更有助于了解国民真实的心态，因为后者更加接近现实生活，更深地渗透到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心灵和行动。因此，文化研究如果总是在理想层面上绕圈子，无视现实层面，不以社会学方法对现实的民俗、民风、民情之类文化之现代化的。

其三，庞朴先生曾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相区别。他说，个别的不同的文化组成，是死的，是过去的，是完成了的东西。而文化传统则不是在过去发生，现在却没有的，是活的，是未完成的东西，并且无声地支配着某一团体中全体成员行动斩力量，我认为这种区分具有很重要的方法上的意义。

一般来讲，研究“传统文化”大都采用历时态的方法，只注意个别文化现象之间的演变，因果关系进而简单地提出“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之类的口号，研究“文化传统”则不然，它必须采用共时态的方法，把那些丰富的个别的文化现象同时化的联结起来，从整体文化的横断而揭示其内部结构，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构型规则，但是，在目前的文化研究中，前一种方法所获之成果不算蔚为大观，后一种方法所获优异成果却近乎未见。

我想，一旦研究文化传统的共时态方法运用起来，需要对中国文化作全景式的观照，就会逼着我们以社会学方法来弥补已有研究的缺陷，扩大研究的视野，直接面对当代人的生活及其环境，对当代人的物质技术、制度、生活方式、道德、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文化传统的要素及其联系，作出科学的体认，从而才可能找到中国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

上述理由简而言之即：中国文化之现代化必须研究现实的文化；研究现实文化必须将理想文化与之分开；以共时态原则研究文化传统，必须将视野扩大到当代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