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是本什么样的书？

《菊与刀》是一本研究日本人行为方式的书，它可不是日本学者写的，而是美国一名女性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该书的写作背景是，二战日本刚投降，美国用来作为战后对日政策的参考文献。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因为作来战胜国的美国，看到日本人有着极为不同的行为方式，比如战败的日军集体跑去小树林里切腹自杀，他们害怕如果战后对日政策不妥当，会招致日本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极端反抗，因此，系统地了解这个民族，变成了美国战后政策的需要。

 外界对日本人的评价是什么？

美国一位严谨的评论家，对日本人的评价：

➢ 空前的礼貌，又蛮横、睚眦必报。

➢ 无比刻板，又很容易接受激烈的革新。

➢ 温驯，又好斗

➢ 尚武又爱美

➢ 勇敢异常，又怯懦、不坚定。

➢ 自行其是，又非常在意外界评价。

 日本人自己怎么看待二战？

➢ 日本人发动二战的道德理念是什么？

日本人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为建立等级秩序奋起而战，成为秩序的领导者。

根据日本人的等级秩序观点，应该扶持落后的中国兄弟作为大东亚的同等种族。各国应统一于一个国际等级制度固定的世界中。

日本人信赖秩序、等级制。美国人推崇自由、平等。日本从他们的等级制观点出发，来看待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就在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的声明中，也极为明确地提到这点：“······使万邦各得其所乃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与上述使万邦各得其所乃帝国根本国策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以此来回应赫尔的四项基本原则：“互不侵犯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间的合作和调停，平等原则”。

日本的座右铭是：万物各归其位，各得其所。日本人按恒定的等级制度来构建社会秩序，在家庭和私人关系中，年龄辈份性别阶层决定了适当的行为。他们在这种秩序下感到很安全，将等级制视为合法加以接受。

但是日本向外推行它的“安全”公式时就遭到了惩罚。等级制是一种绝不能输出的商品。适合日本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道德体系并不能在别的国家推行，别的国家没有这种道德体系，它真正是日本本土产物。

➢ 日本人怎么看待二战的失败？

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认为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日本国内与国际政策的“严重错误”，论述说“过去的态度使我们所得甚少而损失惨重，我们必须抛弃，它从而采取扎根于国际合作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日本投降时的大问题是应实行何种性质的占领。天皇应利用、还是应清除、还是应在美国军政府官员的指挥下实施各个县市的行政管理。（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做法是，在各地设立盟国军政府总部，把地方行政置于盟国行政官手中）。而对日本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因为日本人如果认为受到侮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道德。

美国最后采取了保留天皇，允许日本国政府在美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这一战后政策，使得对日管理没有增添需要清洗的新的侮辱。

日本人独特的伦理使他们能够从账簿上擦去一切宿怨的记录。然而，即使战败后，日本人仍然认为不能从道义上否定其“大东亚”理想。日本一直保持着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

➢ 日本人心目中的“天皇”

与西方士兵不同，日本俘虏并未受过在被俘后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教育。顽抗到最后的日本战俘们都把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他们是在“遵圣意、慰圣虑、为天皇的命令而献身”，厌战者提及天皇，更坚称他为“热爱和平的陛下、陛下仁爱、反战、陛下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件中表现出了对军方的不满、战争伊始并未得到陛下的许可、陛下反感战事。”日本战俘非常清楚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是两码事。民众不会认为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任。“如果战败，军部内阁及军部领导人理应为此负责，而非天皇”。

在日本，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日本虽然经历了各种变迁，却从未破坏其社会结构，其社会模式是永不更替的。日本的宪法中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亵渎，不必为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天皇是日本统一的最高象征，而非负责的国家元首。

 日本的报恩文化

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欠债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负恩使人非常容易动怒，也增加了他们的巨大责任感。我对某人负恩，意味着我对某人负有义务。

比如：在大街上有人拾起你被风吹走的帽子。你会说：“我承认我受恩于他，但是接过帽子并不能结束此恩，然而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不过是陌生人”。“我受此大恩，无脸见人。不该使自己陷入如此境地，万分后悔，向您表示衷心的谢意。”受恩很难受，因而也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日本人把不能报答情理视作人格破产。对“情理”的报答在观念上与还债一样精确对等。如果回报超过预期时间，就会像利息一样增长。日本人忌讳收到比馈赠更多的回赠，“用小虾钓大鱼”很不好听。

日本人常说的话：“真过意不去。这可太不容易了。太难得了。这可怎么得了？这如何得了？”我受了您的恩，然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我很难回报，处于这种境地我很尴尬。

一个人对其欠下恩情债的“债权人”当成他生活范围内的最高上层。但人们并不喜欢随便背负“恩”所带来的人情债。受到生疏的人所施与的恩是日本人最讨厌的事情。一旦施恩者仅是相识的人或是同等地位的人，他们就会感觉很不舒服，此种情况下他们宁可避免这种“恩”所带来的全部后果。比如在地铁上就很少看见日本人给老人让坐。

中国人对忠孝是有条件的，其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中国人把“仁爱”作为所有德行的根基，如果统治者不具备“仁”，他的子民就有权揭竿而起反对他的统治。而在日本，“仁”彻底地被排除在伦理道德体系之外，“行仁义”常用于不义及应受惩罚的不良行为，或是流氓黑社会盛行的“盗匪的荣誉”。日本人完全重新解释并在事实上贬低了中国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美德，而且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取代“仁”、制约“义务”的美德。“孝”道在日本成为必须履行的一种义务，这意味着要容忍父母的恶行和不义。

 日本人的耻感文化

西方的罪感文化：依靠内心对罪的惩罚、忏悔，来解脱罪恶感。

日本的耻感文化：依据别人的讥笑、谴责，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他重视公众评价。

日本人把慎重与自重完全等同，这就包含着悉心洞察他人言行的暗示，并且强烈地感受到别人在评价自己。他们说“如果没有社会，就不必自重”。（如果别人不知道我犯的错误，我就不必为这个错误负责）

一个正派的人对侮辱的感受同对恩情的感受一样强烈，都要认真回报。只要侮辱、毁谤及失败没有得到报复，他们会说：“世界并未平衡。”一个正派人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性的美德，而不是人性的罪恶。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而牺牲他的财产、家庭和他的生命，他就越是被认为道德高尚。

在日本，“名分的情理”对专业人士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作为教师名分的情理，是不允许我承认不知道的。”（即使他不知道青蛙的种属，他也必须佯装知道。即使他只靠所受的短短几年的英语基础来教授英语，他也不能容许别人来纠正他的错误。）“实业家名分的情理”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资源已经耗尽或者他的企划业已失败。但是我们却很少像日本人那样具有如此强烈的自我防御态度。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根深蒂固，因而不能当面过多地说别人专业上的失误，这既是一般礼节，也是一种明智。

这种敏感性在与人竞争而失败时尤为显著。当一个项目变得具有竞争性，被测试者的思想就会集中于担心失败，从而影响了工作。他们敏感地把竞争看作是一种侵犯，于是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与攻击者的关系上，而不是专注于正在进行的工作。日本人在想出巧妙的方法来回避直接竞争这个方面常常是富有创造性的。普遍存在的中介人制度是日本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面对对方的明显做法之一。

为避免造成羞辱的情况发生以致引发有关“名分的情理”的问题，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节。使这类情况的发生被控制在最小范围，远远超过了直接竞争。日本人认为，主人应该穿上他的好衣服并以一定的礼节来欢迎客人。在他装束得体之前，他可以装作毫不认识你。在达成婚约之前，媒人安排新郎新娘会面时，各种准备事宜都要使会面看起来偶然相遇，最合适的安排是让他们在每年一度的菊展、赏樱、有名的公园或娱乐场所中“偶然”“碰”到对方。

许多故事是有关对偶尔失败而敏感的。例如：一位大名叫他的三名家臣猜一把好刀的锻造者。他们的答案不同，请来专家鉴别之后，只有名古屋山三准确地说出了这把刀是“村正”锻造的。两位答错的家臣视此为侮辱，便预谋杀死山三。其中一个趁山三熟睡之机，用山三的刀去刺他，但是山三并没被杀死。后来这位行刺者致力于复仇，终于杀死了山三，保全了他的“情理”。

在中国的伦理观中，一个人突然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所遭受的侮辱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太过敏感的行为是相当可笑的，他们倾向于让诽谤者处于尴尬的境地，而不设想自己的名誉遭到伤害。他们说：隐忍是暴露对方卑鄙的最好办法。

美国人在表达赞许之意时常说：“他见到我由衷的高兴、发自内心的高兴”，这与日本人不同。日本人有一系列对这种“真诚”表示轻蔑的谚语。他们讥讽道：“看那只青蛙，嘴巴一张就亮出肚中的一切”。“随口说出自己的感情”是羞耻的事，因为这会“暴露”他。

 日本人的行为修养

当我们说一个美国人没有良心，是指他干坏事时不再产生罪恶感。而当一个日本人使用同类词时，是指此人不再紧张，不再受妨碍。在美国指坏人，在日本指好人、有修养的人、能最大限度发挥其能力的人。

日本人关于自我修养的概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可称为“圆熟”。用他们的话来讲，修养就是磨掉“躯体之锈”。

日本人律己甚严，那些违反这一模式的少数人甚至会面临丧失自尊的危险。日本人所说的自尊，是指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

在日本家庭，一个孩子如果违背了“对社会的情理”，就别指望得到家人的支持。在他被重新接纳之前，他必须赔罪并对今后作出保证。“外部世界”的赞同在日本具有其他任何社会无法相比的重要性。

日本儿童成长中，获得伙伴认可的极端重要性，被灌输进他们的头脑中，而不是德的绝对性标准。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惧怕被伙伴抛弃甚至惧怕暴力。他对嘲笑抛弃的威胁极为敏感，因此，在日本社会中几乎没有私生活的秘密，“世人”实际上知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世人”不赞成的话，就能够抛弃他，这绝不是主观想象。

日本是以善于从天然的事物中享乐而闻名的民族，他们观樱、赏月、赏菊、赏初雪，把昆虫关在笼子里以欣赏其“歌声”，吟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茶等等。这些绝不像一个深怀烦恼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活动。

日本人喜欢感观上的享受，他们并不谴责自我欲望的满足，但享乐必须把握分寸，不得侵扰人生的重大事务。

日本男人喜欢醉酒，没有节制饮酒的规定。在日本，性属于与人生大事无关的领域。男子结婚后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享受性的欢乐，这样做丝毫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到婚姻的稳定。

日本人在性享乐上不遵守伦理道德，他们认为只要把它放在生活的次要位置，性是绝对有好处的。“人的感官”没有罪恶，因此对待性的享乐没有讲道德的必要。他们泾渭分明地把属于妻子和属于性享乐的领地分开，两个领地一样开放、光明正大。不像在美国生活中，一个公之于众，一个暗中进行。日本人的区别只是，一个属于人的主要义务的范围，一个属于次要的娱乐消遣的范围。如此划分，使两者对家庭中理想的父亲和市井之徒“适得其所”。这些人的感观享受，对“孝”的世界是一个调剂，没有理由不去纵情享乐。

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幻想也很不感兴趣，他们甚至拒绝接受人死后会受报应的思想。他们认为，任何人即使是身份最低微的农民死后也能成佛。

 矛盾和善变的日本人

日本人如此强烈的复仇心理，但令人几乎难以置信的是，日本对战胜国竟能如此友好，他们鞠躬微笑、挥手致意欢迎美国人，没有愤怒和不快。整个国家似乎都在微笑和挥手致意，而不处理自己的事务，不重建家园。

经过深入的了解分析，我们得知，这是因为日本人的目标是赢得荣誉，在他们的“情理”上，使用侵略手段没有赢得荣誉，转向遵守互敬关系一样具有相同含义，目标仍然是他们的荣誉。

日本赖以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努力倾注于别的途径。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善变的伦理。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其“适当位置”，结果失败了。他们现在可以放弃这一方针了，因为他们以往所受的一切训练把他们塑造成能够见风使舵的人。

日本人高度赞赏“像死人一样活着的人”，意思是一个人矛盾冲突的终极解脱、作为旁观者的自我以及一切恐惧的重负在我和目标之间不存在了、紧张感压力和抑郁倾向都随之消失、现在对于我来说一切皆有可能、已经达到“圆熟”之境。（……他将会以死的勇气去生活……他将像活着的死人一样面对冲突……变成硫磺岛上的尘土……与缅甸的花瓣一起飘零，之类言辞，是他们对高尚人格的赞赏美誉之词。）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男性行为中十分明显的矛盾是由其训育的非连贯性造成的。日本人的自由度，幼儿和老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放任，结婚前后个人自由最低。从毫无节制突然转向对家庭意见的绝对服从，这种紧张造成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有些则陷入人格分裂。他们害怕自己郁积的反抗情绪，而以表面的温顺加以掩饰。他们常常埋头忙于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以免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情感。他们感到失败是对权威的冒犯，因此任何斗争都会使他们陷入巨大的焦虑之中。

日本人适应美国式生活比其它国家的人要困难得多，具体问题在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相信一种安全感，即依靠他人对循规蹈矩的微妙的认同感。当外国人对他们这些礼节不在意时，日本人就会感到困惑，甚至愤慨、愕然。

到美国生活的三岛女士说：美国人生活在“优雅的亲密感”之中，但“亲密感在我三岁时被当作粗鲁的行为扼杀了”。她认为中国女孩具有镇定沉着的社交能力，而日本女孩羞怯、过度敏感。一些离开本土的日本人，感到再过日本那种规矩严格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最为深刻地体验到日本的道德困境。

 我整理这篇读后感的目的是什么？

作为在日企工作多年的中国人，目睹了种种的“怪现象”，我想从更深层次了解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近年来中国民众“抵制日货”的意义何在，今后中日关系会走向何方？

读了《菊与刀》之后，有些问题恍然大悟。而对中国人抵制日货的行为，目前暂无更多资料了解其复杂的内幕，但真正的经济斗争不像我们看到的打砸事件那么简单，我很佩服我们高明的领导人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思想，极为机智而有力地避开了中日、中美的敏感地带，发展中国自身特色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真正的强大不是在对抗中，而是尽可能地使自身发展得最快最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