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冰雹

上世纪70年代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学家E.F. Schumacher痛斥经济发展的目的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再是促进人的幸福感，而是只盯着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经济体系变得“非人化”，人不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仅仅是手段。

Schumacher指出，对无限增长的渴望等同于竭泽而渔。人类引以为豪的发展和进步，其实根本没有生产或创造出新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生产只是对自然资源的转化，而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却从未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成本。强调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已经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无限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带来自我毁灭。

病态增长不光破坏环境，还牺牲人的幸福。人的贪婪滋生出了不停生产消费的生活方式，创造了越来越庞大的现代城市和组织，人们被从农村赶到城市，成为了城市无产阶级，失去与自然连结，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工作和休闲被彻底分开，我们生产着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消费着我们消费不起的东西，成为了“机器的奴隶”。Schumacher写道：“那种毁灭灵魂的、无意义的、机械的、单调的、低能的工作是对人性的侮辱，它必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逃避主义或侵略，再多的面包和马戏也无法弥补所造成的损害。”

传统的经济学家总是将物质财富等同于人的幸福，Schumacher警告，这种假设必然导致拼命生产、过度消费、过度开发资源，引发资源战争和环境污染，GDP或GNP的确是更漂亮了，但是人成为消费指数爆炸增长的工具，我们的钱是越来越多，可是生活质量越来越差，精神也越来越压抑。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人的生活质量与收入绝对值的联系很小。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挣得工资从数字绝对值来看是比在大陆高，可是住在逼仄的“鸟笼”里，在饭馆里吃着不够塞牙缝的餐食，经受着高于家乡几倍的服务开销，生活水平还不及我那每月3000元的浙江乡村亲戚，吃着自家养的土鸡和蔬菜，每天早早下班，每月还有余钱。我当时误以为，不快乐是因为钱不够多，然而，我认识的香港金融行业的朋友，年薪六七十万，也很焦虑，在深圳等大陆一线城市买了价值千万的房子，要精打细算，在香港的房租开销不敢破万，去除基本开销，每月也紧巴巴；我认识的保险经纪人，年薪百万以上，为了支持这个阶层的体面，她要维持孩子国际私立学校的学费、先进的医美、奢侈服饰包包，还要源源不断拓展高净值新客户，经常在办公室里忙到深夜。我碰到的那些年收入几百万的企业家整天嘟囔凭什么身边有人年收入几千万，自己还是那么穷。无论哪个收入阶层的人，钱永远都不够，很难快乐。

研究表明，我们越富有，我们就越不快乐。《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r)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一旦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美国为10.5万美元，全球为9.5万美元），收入增加，反而生活满意度、幸福感降低，而且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比来自不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容易患上抑郁、焦虑和药物滥用。为什么呢？研究人员认为，钱越多，欲望越多，在人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会不自觉追求更多物质和社会地位，幸福感降低。

实际上，人的幸福感与物质财富的相关性很弱，2019年盖洛普的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指出，在125个拥有良好数据的国家中，有43个国家的人均GDP和幸福感呈相反的趋势，比如，增长迅速的印度从2008年至2018年幸福感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美国人的幸福感更是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正如Schumacher所说的，人的幸福并不完全来自于物质，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也是重要的幸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