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作为一种有一千八百年历史的宗教，当然是有自己的教义思想。然而由于长时期的儒释贬斥，人们对道教有否教义，似乎真的产生了疑问。

宋代马端临提出：道家之术，杂而多端，先儒论之备矣。这就说明他的贬斥是站在“先儒”的立场上的。

民国时期的王治心，在他的《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中更是认为“道教，终究不过是一种法术，算不得纯粹的宗教”。这个说法等于否认道教是一种宗教。因此，在他的笔下道教没有教义，自然是不足为怪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颇有影响的胡适之，在他的《自传》中对道教的非议更甚。他认为“道藏”是“一大套从头到尾，认真作假的伪书”，“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等等。这一系列看法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的态度。鲁迅1918年《致许寿裳》的信中就说过：“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二战”结束以后，社会科学特别是宗教科学有了飞跃发展，人们对道教的教义思想的看法起了很大变化。

日本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福永光司教授在他主编的《中国中世纪的宗教和文化》一书中说：“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综合成果。”(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2)

中国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卿希泰教授在许多文章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不研究中国的道教思想史，便不可能全面地了解我国的历史，更不可能全面了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思想的演变”(《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1981)。

近十几年来，中国的道教界和宗教学者经过共同努力，对于道教思想的巨大蓄积的辛勤耕耘，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像世界上任何一种成熟的宗教一样，道教具有自己完整的教义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