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濮德治

濮德治(1905-1997年)，又名濮清泉、濮一凡，安徽省安庆市人，早年曾留学日本、苏联，精通英、法、日、俄等多国语言。濮家当年是安庆的名门望族。濮德治的母亲与陈独秀的母亲娘家同姓查，且又是堂姐妹。濮德治和陈独秀名义上是老表，而陈独秀却大他26岁，外婆家叫濮德治以长辈看待陈独秀。

濮德治由于受到五四运动及陈独秀的影响，思想活跃，追求真理以陈独秀为自己崇拜的偶像，开始接受马列主义，追随陈独秀不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亲自抓安徽、安庆的建党工作。于1923年派共产党员柯庆施到安庆开展革命与建党工作，对原有的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进行了整顿与发展。在此基础上，柯庆施根据陈独秀“可以在安庆建党”的指示，并选择与陈独秀有亲戚关系的濮德治家，即万安局一号的濮家老屋，秘密召开建党会议，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并将支部成立经过与发展濮德治等10名新党员报告陈独秀。此间，濮德治协助柯庆施并参与组建中共安庆支部及领导和组织学生运动。

1925年，濮德治被党中央派往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并负责组建中共东京支部，任支部宣传与组织委员，做华工、华侨和中国留日学生的工作。1927年，他又被党中央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习，并任军政第七班支部书记。此间，他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女学生张新颖结为伉俪。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苏联开展反托运动，濮德治夫妇及中国大批学生受到牵连而被遣送回国回到了上海。此时，他们的老表陈独秀虽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正与托派不谋而合，积极组织中国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当年濮德治追随陈独秀加入了共产党，今又追随陈独秀参加了托派，甚得陈独秀赏识。

1932年10月，濮德治被捕入监，成为陈独秀同案犯被判5年徒刑。在南京庭审中，作为主犯的陈独秀，很关照这位小老表，竭力为其辩护。濮德治与陈独秀共同服刑的5年中，陈独秀生活上不仅得到了照顾，而且还可与老表侃天说地，纵论中外百家，感到不太寂寞，两人关系格外融洽，感情笃深，无所不谈。濮德治因此成为全面而深刻了解陈独秀在南京狱中生活、思想，著书立说以及喜笑哀乐的唯一一人。

濮德治一生历经沧桑，大半生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1937年出狱后濮清泉曾任云南楚雄、建水、大理、弥渡等中学教员，此后数十年间经历曲折不堪尽言。

20世纪50年代，濮清泉在大理一中教俄文，1955年苏共中央塔斯社用俄语发布的消息，濮老师现场直译，令大理一中广大师生大开眼界。

然而好景不长，濮清泉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在昆明关押审查两年，后仍回大理一中教书，1958年下放花甸坝农场劳动。农场解散后回大理待业，中共大理州委书记郑刚指示，安排濮清泉到税务局打杂，发给一点工资以维持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濮被疏散到盘溪农村劳动。

1972年，周总理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安宁温泉疗养，在昆明时曾向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兴打听濮老的下落。周总理说：“濮德治这个人是1923年一道在安徽建党的，是陈独秀的表弟。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是相当出色的。听说他在西南，我已经在四川和贵州找过，那里没有他，很可能在你们云南。”

1973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途经昆明，询问濮清泉情况，要求安排他的工作。云南省委执行周总理指示，派出两名干部亲赴大理，先到大理县城镇居民委员会(现为大理市古城镇)询问，居民委员会答曰：“已被疏散到农村生产队，具体地点要问公安局派出所。”

经查，濮清泉在盘溪村。省委两位干部通过公社、大队逐级查询，找到生产队。当时濮清泉被安排在生产队里放牛，生产队长以为是那时节流行的外调，特别嘱咐濮清泉要老老实实交代。省委两位干部到了濮清泉家里，濮清泉要妻子给两位倒水，其妻小声说：“不倒了，免得人家说我们放毒。”这句话被两位听到，赶紧说：“我们要喝水的，给我们倒吧。”顿时气氛缓解。两位干部向濮清泉宣读了省委关于安排他到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工作的决定，并把相关文件给他去办户籍转移。

濮清泉去了公安局，认识他的工作人员极不高兴，训斥道：“春耕生产忙，不好好干生产，跑来干什么？”待濮清泉摸摸索索掏出文件，办事人员迅速变脸，很快给他们夫妇办了户籍迁移手续。濮清泉困居盘溪时，女儿出嫁连个陪嫁的女伴都找不到，“托派”是天大的罪名，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还是大理一中一起共过事的杨惠春老师施以援手，毅然让自己的女儿前来作陪嫁的女伴，解了燃眉之急。

1973年，终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濮德治被调往云南省文史馆工作。濮清泉夫妇到了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以后，政府安排了住房，结束了近20年仓皇无计的生活。后来在省政协工作十载。

濮清泉1979年8月写作《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全文三万多字，1980年10月发表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成为研究陈独秀晚年思想难得的文史资料。

在耄耋之年，先后著述了十数篇亲见亲闻的历史资料，如《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补篇》等珍贵的文史遗墨；特别是他历经七年之久，耗用了大约十盒录音带共计长达20多个小时口述的《八十自述并忆陈独秀》，这部呕心沥血、浸透老人颠沛一生、熔铸家国深情的有声史实，更成为他悲壮人生的绝响。1997年濮老去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