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宅宅

当前舆论场，确实会有很多奇怪的论调。比如，居然有为汪精卫翻案的。过去说他是“曲线救国”，辩护词还算羞答答；最近，我看到外头一份东西专门写他，题目赫然是“痛苦的爱国者”，俨然沉冤莫白的仁人志士，委实遮羞布彻底不要了。这种说辞，不为表现正确，我也是要抵制的。

人性之常，眼见历史已成陈迹之后，都会喜欢“反转”。但汪精卫之落水叛国，后半生踏上让国人瞠目结舌的人生轨迹，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如今即便蒐集内外所有文献材料，都找不到可以为他缓罪的证据，此非敝人臆断，实是目前史学界共识。洗白，是无望的了。前些年，台大民国人物数据库也终于面向大众开放，海量相关档案涌现，仍无法影响现有结论，即为显例。可以断言，这位前“民国元勋”，注定身败名裂，永无可能翻身。这一点，李志毓先生那本新著也提示很明白了。历史固是文献，但本身是寓有惩恶扬善的性质与价值的。

有好事者为汪氏翻案，一大因素是“看不懂”，理解上出现干扰：“人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若不是以身饲虎又何必要呢？”事实上，我这位广东老乡，腆颜投敌的动机，向来都是很明白的。

第一，此公权力欲太强，争权夺势早就是职业本能，一旦败北势必垂死挣扎，乃至不惜认贼作父，属于自然的权力逻辑。当年二虎相争，他力有不济败下阵来，从此投闲置散，甚至性命难保，焉能不求东山再起反击？本来，他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生平最大本事除了诗词文章，就是煽动力，可惜到底高知“投笔从戎”出身，势力范围局限在文官系统，能影响到的几乎都是“空头司令”，手上无一兵一卒可发号施令，是无力量反抗的。对当时的他来说，要想“翻盘”，开门揖盗引鬼上门，已是权且尚能一博的唯一选项。“权力欲”才是解读汪氏的最关键钥匙。类似他这种人格型号，历史上代不乏人，平日不贪财不好女色，但权力一旦遭剥夺，痛不欲生。想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初，亦曾力邀他出掌文科学长，他不屑一顾，还不忘暗讽几句，可见一斑。

第二，这个人太骄傲了，为人太自负了，那耻居人下的性格，也在最后关头推了他一把，从此堕入深渊万劫不复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一般人而言，或许是毕生奢望的最高级，但你我得明白，“一人之下”对他这种人而言，毋宁是一种最严重的公开羞辱。这里无法纾缓的微妙在于：本来，他是被视为“接班人”培养的，事实上也是最名正言顺的，岂料浙江奉化蹦出个插队的，十拿九稳的第一把交椅好端端让人家半道劫走了，你教他如何吞的下这口气？那些鞍前马后虎视眈眈嗷嗷待分利益果实的亲友旧部们（虽然都是耍嘴皮子的），又该如何安排？此时的他，实在毫无对策，手上的好牌都被抽走了。

现有史料表明，一开始，他还曾幻想西南军阀那边都会听从于他，导演一番“尊王攘夷”戏码啥的。结果不试则已，一试万箭穿心，平日觥筹交错酒桌上唯首是瞻的种种承诺，待要真金白银兵马粮草孝敬时，无一例外都暴露“塑料交情”，愣没一个搭理他的。为此，他是极感灰心沮丧的，所作诗词也有心境流露，诸位一翻即知。此计不成，此路不通，最后急火攻心，走了“外援”，直接引狼入室，这大体就是粗线条的“投敌真相”。老实说，在很多“心路历程”上，我觉得汪精卫与吴三桂是非常像的。至于他眼光短浅，见识凡劣，误判形势，固执以为战必败，导致求和主义上脑云云，反倒是很其次的助长因素。所谓“烈士情节”，更比拟不伦。

而且，不管他“初衷”如何，汪精卫的后期表现，也可确证他手上是沾满同胞之血的。说他罪无可恕恶贯满盈，毫不为过。我以为汪氏最不可原谅，也不应该翻案的着重点，也在这里。除非神经错乱，绝不可能为一个肆意滥杀之人辩护。这个人表面上文质彬彬谦逊有加，事实上动气杀心狠起来，可谓毫无人性可言。近几年，因故翻阅了好些相关一手材料（比如司徒雷登今井武夫金雄白邓之诚等人的传记日记），感触尤深。有材料表明，当初日机围歼重庆，那臭名昭著灭绝人性的“无差别疲劳轰炸”的点子就是他出的。此人弥留之际，都还不忘那些恶念，且倒打一耙污蔑志士是背弃先烈理想，真令人哭笑不得。“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汪氏如此残害同胞，主动作恶，事实昭然，再吹嘘他如何“痛苦地爱国”，那是荒谬绝伦的。我的看法很明确：判断历史人物，扯“初衷”都是虚文，惟有“观其行”才是做判断最靠谱的依据。

只是说，如果不是一味地脸谱化看待，汪氏自非一无是处之人。若添几句平情之论，我以为有三：1，才情是极高的，诗词文章确可跻身晚近二流以上；2，他对待文人是比较礼遇的，自身亦时有书生的一面，此看龙榆生陶亢德等不难领会到；3，此公暴毙前夕，对于叛变事仇当真有悔意的，诗词流露而出的凄苦愧恨之情，极其真切恐难作伪。仅此而已。评汪，底线是非观当是随时必备的：知识分子擅长理解人，爱设身处地白送宽容论，固然是好心肠，但若总习惯用话语构建起来的幻觉欺骗自己，则未免过分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