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对社会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文化——政治体，历史叙述的竞争主要体现为政治权力要排斥一切不利于或无助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述，从而使服务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述获得独尊地位。”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节选自作者《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一书，原题《遗忘的竞争》，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近代以来的历史理论自觉地把记忆与历史联系起来，视历史为社会集体记忆的产物，并发展出一系列丰富深入的记忆论述，其中比较重要的如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历史与记忆》等。

不过近二十多年来，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开始重视遗忘研究，与早已存在的“集体记忆”相对应，“集体遗忘”（collective forgetting）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在此前的研究中，与集体记忆相对应的概念是“集体失忆”（collective amnesia）。“失忆”的提法倾向于强调个人和社会在记忆丧失过程中被动的一面，也就是说，由于记忆能力的不足，社会与个人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所以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新兴的遗忘研究则赋予遗忘过程以积极意义，强调的是社会和个人出于当下的需要和明确的目的，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的联系。

遗忘研究的一个共识就是，记忆可以由遗忘来定义。记忆犹如孤岛，环绕着这些孤岛的则是遗忘的海洋。记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忘记一些东西。如果说集体记忆是指某一特定社会所共享的记忆，那么要研究这些共享的记忆，就不能只考察那些被记下来的内容，还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记忆之外的内容，特别要看到某些特定内容是被权力组织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研究者应该深入考察这种排斥的原因、方法与路径。

制造遗忘是社会用以构建并维持集体记忆的手段之一。如果说集体记忆是建设集体认同的基础，那么记住什么与不记住什么对于集体认同来说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对2004年马德里爆炸案的共同记忆固然是西班牙人集体认同的基础之一，而同时，遗忘或回避有关殖民时代野蛮对待拉美土著的那些血腥往事，同样也是西班牙人集体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遗忘研究给历史学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用新的眼光看历史：原来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我们无法了解的那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人认为不应该或不值得为后人所了解的。我们不知道的过去，固然可以称为失忆（amnesia），或曰历史记录的空白，但这种失忆和空白，一定程度上是遗忘（forgetting）造成的，是前人积极行为的结果，是符合前人预期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前人”，并不是一个单一意志的人群或力量。

事实上，与当前我们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一样，“前人”也从来都是由多重利益和意志主体构成的，多个人群对于如何叙述历史必定存在彼此相异的主张，而且他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尽可能实现其主张。一些人力图遮掩的，另一些人则拼命要昭告天下；一个集团认为必须让后人长久记忆永不遗忘的，另一个集团则会尽力消除其所有痕迹以使后人完全不知其存在。因此，遗忘什么，记住什么，哪些是应该传下去的历史，哪些不应该让后人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我们今天一律视为史料的那些历史碎片，就是往昔岁月中持续进行的竞争的结果。如果参与竞争的力量比较多元，各竞争力量间的平衡度也比较高，那么留存下来的史料就会显得较为混乱，因而给后来研究者开放的空间就比较大。如果参与竞争的力量比较单一，而且竞争者之间在资源和权力方面严重失衡，那么竞争的结果就会只剩下优胜者整齐划一的历史叙述。在这个意义上，相互矛盾的史料可以看作不同历史叙述长期竞争的残迹，对这些历史残迹的分析，可以看得出时代的地层关系。历史不只是记忆之间的竞争，而且是遗忘之间的竞争。由这个立场出发，可以认为相互矛盾冲突的史料，不再是简单的孰是孰非、孰真孰伪的关系，值得我们辨识的是它们各自体现着怎样的叙述传统，代表着怎样的竞争力量。正如王国维所说：“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对社会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文化——政治体，历史叙述的竞争主要体现为政治权力要排斥一切不利于或无助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述，从而使服务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述获得独尊地位。这一认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史学官修正史的传统。官修正史的一枝独秀，恰恰映照了政治权力作为历史叙述竞争力量的绝对优势地位，其他所有竞争者都因弱势而难以发声，在这一传统之下，众多的非官方历史叙述早已被排斥、屏蔽和遗忘了。官修正史代表王朝的政治立场和利益判断，不符合王朝利益的往事为正史所屏蔽，因而也就为社会所遗忘。

遗忘研究已经指出，要实现遗忘，不仅可以通过缄默，而且可以通过喧哗。全社会对一个事件的缄默不语固然会造成该事件彻底从记忆中消失，而全社会热议与该事件相关的其他事项却完全不提该事件本身，同样会造成该事件的遗失。官修正史看起来是为了记录历史，但某些特定的重大事实被有意忽略，其结果就是读者无法获知其存在，这就是采用了在喧哗中实现遗忘的策略。正史制度本身，可以说就是专制集权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官修正史连续编纂的传统并不表明中国史学的丰富伟大，因为政治强权对历史论述的独占使得许多重要事项很早就被成功地遗忘了。

历史是社会健康的基本要素，其功能是通过讲述过去而帮助现在。然而构成社会的各人群在当下利益格局中的不同处境，决定了他们对讲述过去的不同需求。虽然古代史学很早就树立了董狐、南史这样的“直笔”楷模，历史编纂似乎也很早就标举求真的高尚目标，但对“真”的判断却可能因人因时而异。

当然，从现代历史学的立场出发，任何篡改和忽略已知史实的历史论述，都会被排除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外。而在历史学自身的历史中，早已发展出超越文化差异的求真原则，有了科学的属性。这种发展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具有科学属性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具有科学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其实历史学的这一发展，恰恰源于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不要说前文字时代的口传历史时时刻刻都面临改写，即便是有文字时代的历史书写，也处在因应需要而不断增损的过程中。这么总结似乎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历史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其不确定性。霍金在《时间简史》中问道：“为什么我们总是记得过去，而不是将来呢？”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任何人都宣称自己记得过去，恰恰因为过去是不确定的、可变的。

不确定的历史因应现实的需求而改变，历史编纂就成为一项永不止息的政治作业，因而历史论述本身也具有了命中注定的不确定性。

在有文字时代里，参与竞争的某些历史论述虽然被压制、被排挤，但仍可能通过书写载体而幸存，或存留一点残迹，等待未来的同气相求者的发现以再次登场。弱势的论述尽管会被碾压、被撕扯、被消音，但仍可能保存一些印痕、碎片，等待着被未来的竞争力量发掘、复原并发扬光大。书写使竞争变得更复杂、持久，使完全的遗忘变得更难以实现，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使竞争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恰恰相反，竞争甚至变得更加暴烈、血腥了。

如果“焚书坑儒”还不是最合适的例证，那么两千多年间频频发生的史案和文字狱，总可以说是国家权力控制历史论述的鲜明表征。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在官方掌握的历史编纂机构里，一些历史学家也未必能及时理解真正的“官方”意志，或甚至与掌权者持有相异的史学立场，类似的冲突会造成历史编纂的怠工或写作表达的隐喻。体制内的职业历史学家中，从来就不缺乏刘知几那样“满肚不合时宜”（浦起龙评语）的人，也偶尔会有董狐那样“书法不隐”（孔子评语）的所谓以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史学论证的技术规范，从而使得历史学具“良史”。“良史”总是因为要记下掌权者认为必须忘记的事情，通常没有好下场，遗忘才是这类冲突的主旋律。

后之论古，倾向于批判和否定历史上权力对于直笔的压制，也许这可以看作伦理意义上历史学对先前竞争失败者的一种补偿，以及对滥用权力者的一种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