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不译成“马克斯”“恩格思”？——论汉字的框架性语义

新闻传播学系16级小陈同学来信：

“之前您谈到有些相同英文名，因为各种不同原因而有不同的中文翻译。我在阅读民国时期的作品时，常常会读到陌生的名字，比如‘埃默森’‘服尔德’，一头雾水。之后才知道是爱默生、伏尔泰。当时知识分子在引进西学时会按照自己的理解采用不同的译名，那么到底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机关，规定一种版本，而我们沿用至今呢？

“如果是按您说的人们自己选择了最合适的翻译，那么类似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不选择翻译成‘马克斯’‘恩格思’（毕竟这两位都是博学之士）？”

小陈同学读民国旧译人名的“一头雾水”和其后的疑问，我也有过，但本科在复旦第一门语言学理论课（濮之珍老师的《语言学概论》）就告诉我们：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符号是在社会长时期的使用中约定俗成的。

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但为什么一碰到旧译人名，就犯迷糊了呢？因为我们遇到了中文特有的记音形式——汉字。

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本来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语言问题，一个语言音义勾连的集体心理认同的问题。记录语言的拼音字母并不参与这个过程。或者说，拼音文字在符号的约定俗成中是完全被动的。

然而汉字不一样。一个符号的音义勾连，如果是用表意汉字来记录，表意的字形就会是约定俗成的重要参与方。因为符号的音义勾连，在汉字书面语中，是通过表意字的意合完成的。

就音译外来词来说，表意字参与后，音译符号的约定俗成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记音的汉字具有选择性

中文音译外来词，遇到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是记音汉字的选择。这在拼音文字中是难以想象的，也是西方语言学理论因其“地方性”而无法面对的。

从理论上说，声音相同的汉字，选择的可能性也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同一个外来词的音译，汉字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

“现在许多年轻人对Punk一词耳熟能详。不过，各人记住的中文对应翻译恐怕不尽相同。你想到的是哪两个汉字组合呢？是‘朋克’‘蓬克’‘庞克’，还是‘鬅客’？笔者近日在google上作了一番搜索，发现这几种较常见的关于punk的中文译法在网上的使用频率依次为：朋克——11,9000条，庞克——6,1800条，蓬客——858条，鬅客——37条。”

从记音汉字的选择性看，小陈同学提到的“马克思”和“马克斯”，“恩格斯”和“恩格思”，都是可以选择的译法。那么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呢？这就要说到下面几点。

第二，记音的汉字具有理据性

可选的记音汉字，有没有选择的标准？显然是有的，那就是在勉为其难的记音之余，要在书面排列中具有理据性。

书面文字排列的理据性，这是表意文字的基本要求。如果说拼音文字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口语，那么表意文字对于书面排列则有自己的主张。汉字并不认为文字表了音就完成了任务，恰恰相反，无论表音与否，汉字书面排列的第一原则，或者说第一要务，是意会和意合。

说得再明白一点，汉字可以离开语音，独立自主地表达意义。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对于汉字音译词来说，记完了音，还没有真正取得书面语的合法性。记音的汉字还需要在约定俗成的漫长过程中，塑造“望文生义”的汉字书面语品格。

音译外来词使用的汉字，其意义塑型有不同的路径。

1. 音加意

为了使汉字音译形式具有理据性，中文最方便的措施就是为其加一个义类字，例如“啤酒”；或将其中一个成分意译，例如“冰淇淋”。

2.音兼意

在选择记音汉字的时候，同时考虑意义的表达，这也是非常普遍的汉字音译外来词的做法，表现出记音汉字极高的表意自觉。最近成为舆情热点的“脱口秀”一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商品的译名。语言与文化课的同学曾谈起几款洋酒的名称：

“白兰地的名字中，巧借了‘白’的纯净，和‘兰’的优雅，符合其口感柔和，香味纯正，饮用后给人高雅、舒畅享受的特点，看起来就像绅士的品味与风格。

“轩尼诗作为白兰地的一个著名品牌，‘轩’给人带来一种大气之感；‘诗’本身就和美好的意境联系在一起。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会有在精致的屋檐下，听着优雅的提琴，吟诗独酌之感呢？

“威士忌是所有以谷物为原料制造出来的蒸馏酒之通称，而伏特加则来自俄罗斯的高纯度烈酒。力强者能伏人，受尊者有威信，这两种酒都在基本的十大烈酒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可以调成许多其他的酒品，因而也算是在酒中颇有‘威信’地位的吧。”

3.音兼意plus

汉字的表意因独立的意象而享有很强的自主性。如果说拼音文字被动记音，其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极其有限，那么记音汉字在音兼意记词之后，它的意义衍化其实才刚刚开始。它享有表意汉字独具的意义想象空间。这样的衍化主要有两种途径：

（1）记音汉字被重新解释

例如“猫腻”一词，一般认为是北京土语，意为隐情、阴谋。有人说源自躲猫猫的游戏。但为什么用“腻”字而不用理据性强的“匿”？一些研究者从中看出了“猫腻”一词的任意性，认为它是波斯语外来词，最早的译法是“吗儿逆”（隐情、阴谋的意思）。

也有人说“猫腻”源自猫习惯掩埋的排泄物，但这样的解释也可能发生在汉字音译外来词之后。也就是说，波斯语外来词的汉译“吗儿逆”，在进一步汉化后写成“猫腻”。初时完全是记音形式，但被“猫腻”记音的外来词开始了它的中文之旅，记音汉字很自然地展开了意义联想，把记音的“猫腻”和猫的排泄物联系起来，“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地道的汉字字组。

这样一个音兼意plus过程，是非常典型的汉字“重写”外来词的过程。

（2）记音汉字成概念符号

例如“丁克”的原词是一个典型的缩略语符号（DINK，即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缩写），指一夫一妻双份收入而不要小孩的家庭。音译为“丁克”后，其汉字表达看上去是非常透明的，两个字都不具有语义。但表意汉字书写的本身使字形曲折地承担起表达概念的作用，无论是“丁”还是“克”在理论上都有代言“丁克”的可能。语言与文化课的同学告诉我：

“所谓‘铁丁’就是不要孩子，也不要宠物，就俩人一起过；

“‘白丁’，过了一段丁克，后来又要了孩子，所以白丁了；

“丁狗嘛，很简单，不要孩子养狗过日子。”

为什么是“丁”而不是“克”代言了“丁克”？

因为“丁”本来在中文就有人的意思。

显然，要想在记音汉字中根除意义的干扰，就像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徒劳无益。说得直白一些，汉字如果不表意，你来汉语书面语干什么呢？

这样想着再回到“丁克”，同学们是不是又会发现，咦，“丁克”不就是“克丁”嘛！

第三，记音的汉字具有任意性

汉字的音译外来词，其汉字性深度表现在记音字的理据性。同时，正像汉字也具有工具性那样，汉字的音译外来词不可避免有任意性的表现。

记音汉字的透明性在个别音译外来词上很“顽固”，例如“坦克、尼龙、马达、克隆、戈壁、可可、比基尼、冬不拉”等等。这类音译外来词虽然很少，但它们选字之不求理据让人费解。

汉字音译的记音字不考虑字义是极为方便快捷的操作，但我们细想一下，这些记音字说“坦克”不说“谭壳”，说“尼龙”不说“泥聋”，说“马达”不说“麻搭”，在选字上并不是完全任意的。选字人左挪右闪，在曲意避开汉字字义可能的干扰。但这样选字，音译外来词就可以避免入意义之“坑”了吗？

这就进入了我们下面新的思考。

第四，音译汉字去理据化后的意义再生——框架性语义

其实，记音汉字在选择之初貌似透明了，但一旦它们组合定型，在长期的使用中，它们成为外来词的固定“代言人”，具有了语义性。我们现在说“坦克”，说“戈壁”，说“马达”，谁还会想到它们是任意选择的记音字呢？它们明明就是具体的意象！

这样的汉字意象，是汉字音译“去理据化”后，因长期使用而重新生长的依附在记音字形上的意象，我称之为框架性语义。

语言与文化课上说过一个例子，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Andersen进入中国时，发现不能使用Andersen的汉字音译名“安徒生”，因为这个貌似透明记音的译名，在长期使用中，已经具有了框架性语义，它给人的感觉是童话般的、虚幻的、不真实的。Andersen会计事务所重新选择了有意义的记音汉字“安达信”。

而在拼音文字的语言中，Andersen不会出现这样的双重语义。

框架性语义，只能发生在记音的汉字上，尤其是在汉字音译词理据“透明”的形式上。它的词形本来是具有任意性的，但这样的任意性是和汉字的表意性冲突的。在长期的使用中，汉字文本习惯性地赋予音译词以“格式塔”式的语义——框架性语义，使其协调于整个“望文生义”的汉字文本。

这样看来，由于汉字是表意字，在汉字记音被定型之后，字形的框架就成为词义的固定形式，重新具有了意义。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于这个词来说，记音字不再具有任意性。

语言与文化课的同学曾提问，为什么Punk的汉字音译，在“朋克、庞克、蓬克、鬅客”中，最常用的是字义最“透明”的“朋克”？这本来是一道无解的题，现在有了答案。

因为“朋克”出现最早，其汉字框架在使用中已经具有了语义性。这就很自然地压缩了非“朋克”组合的空间。这样再生的框架性语义是表意汉字独有的。

我们一直说汉语是一种意合的语言，现在我们知道，汉语的意合还包括记音汉字组合产生的框架性语义。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小陈同学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不选择翻译成马克斯、恩格思（毕竟这两位都是博学之士）？”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汉字文本中已经具有了框架性语义。

而由于汉字的不同，“马克斯”“恩格思”则成了另外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