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该书共分六十篇，标有题目，内容是前后相连的。桓宽的思想和“贤良文学”相同，所以书中不免有对桑弘羊的批评之词。书中语言很精练，对各方的记述也很生动，为现代人再现了当时的情况。

《盐铁论》是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的文件写成的政论性散文集。它比较生动地记述了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贤良”“文学”们的辩论，保存了许多西汉中期的经济思想史料和风俗习惯，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在写作上，它通过一定程度的集中和概括，描写了几个各有特点的人物形象，有些人物语言和描写文字比较生动，感情色彩也比较浓；特别是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并且各篇之间互相联系，这在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但整体看来，其写法稍觉刻板。

《盐铁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盐铁问题的结构严整、体制统一的专著。它以对话的形式客观记录了桑弘羊及其僚属与“贤良”“文学”的互相诘难，不但显示了双方针锋相对的观点，而且在唇枪舌战中展示了双方的阶级立场。

作品语言简洁明快，切中要害。行文气势磅礴，层层铺陈渲染艰旋您，引喻设譬，句式多排比、对偶，整齐而有变化，在西汉政治论文中独具一格。同时，它也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桑弘羊的思想保存了丰富的史料。

陈桐生译注前言

汉昭帝始元六年 (前81)，汉朝主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接受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会上以文学、贤良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是否罢盐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汉宣帝时期，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进行整理，形成《盐铁论》这部名著。班固在《汉书》中对盐铁会议以及《盐铁论》成书过程有简要的记载。《汉书·昭帝纪》载：“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同年又载：“秋七月，罢榷酤官。”《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论赞说：“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文。至宣帝时，汝南桓宽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丞，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桓宽之所以将这本书取名为《盐铁论》，是因为朝廷仅仅接受文学、贤良的部分建议而废除酒类专卖，仍然继续保留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故宽作是书，惟以盐铁为名，盖惜其义不尽行也”。

这次盐铁会议是在汉武帝长期内外经营之后召开的。汉武帝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生涯中，充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内兴功利，外伐四夷。这些政治军事大手笔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为了弥补空虚的国库，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采纳东郭咸阳、孔仅的建议，实施盐铁官营。同年，汉武帝下诏初算缗钱，对商人征收财产税。元狩五年（前118年），朝廷下令铸造五铢钱。元鼎元年（前115年），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的建议，试行均输、平准。所谓均输，是在郡国设置均办理官，负责收取各地民众向朝廷进贡的土特产，再拿到附近价高的地方出售，将钱交给中央。所谓平准，是中央设置平准官，用价低买进、价高卖出的方法平抑物价。元封元年（前110年），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之法。元鼎三年（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告缗，罚没偷税商人的财产。天汉三年（前98年），汉朝推行酒榷令，国家实行酒类专卖。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有效地充实了汉家国库，有力地支持了汉武帝的内外经营，另一方面也重创了当时的工商业者。《史记·平准书》载：“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汉武帝晚年对自己的内外经营颇有醒悟，征和四年 (前89) ，汉武帝下《轮台诏》，表达了追悔之意：“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这个诏书精神，被汉昭帝时期执政大臣霍光忠实地执行，《汉书·昭帝纪》赞曰：“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日‘昭’，不亦宜乎！”霍光本人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的基本思想倾向是明确的。

霍光

是否罢盐铁酒榷均输平准，是盐铁会议的中心议题。文学、贤良坚决主张罢盐铁官营，他们的主要理由是：(1) 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算缗、告缗、铸五铢钱等经济举措与民争利，朝廷应该还利于民； (2) 官府制作的铁器规格统一，质次价高，不适农用，铁官经常不在盐铁商店上班，民众不能及时买到铁器，贻误农时，有些民众不得不用木器耕种，吃无盐的淡食，器用不便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造成田地荒芜，民众生活贫困；(3) 均输、平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官吏强征贱买、因垄断而导致物价飞涨、奸商囤积居奇等弊端，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并未带来朝廷所期待的均衡劳逸、方便贡输的好处；(4)盐铁官营支持了汉家外伐四夷的征战，而长期战争影响了民众的基本生活，内陆民众苦于兵役和摇役，边境民众则苦于成守防御，实在看不到盐铁官营给民众带来什么福利；(5)礼义是立国的根基，而权势财利是为政的残贼，不推崇仁义就无法教化民众，不大力务农就无法使国家富强。

桑弘羊等人坚持盐铁官营的理由是：(1)盐铁官营是朝廷为解决征讨匈奴费用而采取的经济政策，如果废除，就会导致边境军费不足，不利于完成汉武帝未竟的外伐四夷大业； (2)盐铁私营为诸侯反叛提供了经济基础，促进了豪强势力膨胀和邪恶势力聚集，造成不法奸商垄断市场，形成“一家害百家”的恶果，因此不能放任盐铁私营； (3)官府资金充足，器具完备，铁器规格和价格统一，盐铁官营无论对国家还是对私人都有利；(4) 中国古代有“名山大泽不以封”的传统，汉家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完全符合古代的传统做法；(5)实施均输、平准，是为了“平万物而便百姓”，是出于富国足民的目的； (6) 战国秦汉之际儒生方士用五行配五方，这说明均衡有无、流通万物是天地之道； (7)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对内极大地开辟了山林川泽的财利，使各种货物越来越丰富，朝廷经费充足，民众生活不再困乏，农业根本和工商末业共同获利，上上下下都很富足，对外则可以通过贸易获取外国的资财，削弱敌国的经济实力。

桑弘羊

由于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是由外伐四夷特别是征讨匈奴所引发，因此在后武帝时代，汉家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制定对待匈奴的政策，也是双方辩论的一个重要论题。桑弘羊指出，中国在东、西、南三方边陲已经消除边患，只有北方匈奴尚未归附，因此汉家要完成武帝的未竟事业，猛追穷寇，继续征讨匈奴，以短痛换取汉家的长治久安，不能让伐胡事业半途而废。他认为中国天子是全天下人的父母，而匈奴却没有向汉天子臣服，这是汉家所不能容忍的。如果不从事征伐和军备，就难以平息暴力侵害，将黎民百姓推向敌人。文学、贤良则痛陈连年征伐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认为连年伐胡导致士死民疲，使人民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造成老母在家中垂泣、征人在前线忿恨、怨女在闺中叹息的后果，希望汉家能够休战，与民休息。文学、贤良指出，匈奴住在沙漠之中，过着茹毛饮血的野兽般生活，中国没有必要用礼义去要求匈奴，尤其没有必要牺牲无数将士的生命，去占领匈奴所居的不毛之地。文学、贤良高举孔子“修文德以来远的旗帜，主张朝廷放弃武力，运用文教德化的方法来感化远方异族，与匈奴和亲，用道德感化的力量使匈奴主动前来归附汉家。

除了辩论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算缗、告缗、铸五铢钱等经济政策以及伐胡论题之外，与会双方还就一系列论题展开论战，诸如对商鞅、邹衍、李斯、晁错、颜异、狄山、主父偃等人的评价，如何看待儒学价值、贫富原因、孝养父母、汉代奢侈风气、官员贪腐、真假儒生、国家安全等问题，天子诸侯的园池是存是废，当世要务是什么，要不要开拓边疆，要不要遵守先王之道，什么样的人才是贤人，究竟是以德治国还是以刑治国，朝廷应该坚持王道还是霸道，导致水旱自然灾害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在所有这些论题上，辩论双方都针锋相对，提出截然不同的思想主张。

如何评价这两派完全不同的学术观点？从汉代至今，不少学者都采取一边倒的立场，他们或者站在文学、贤良一边痛斥桑弘羊，或者支持桑弘羊而嘲笑文学、贤良的迂执。本书认为，评价盐铁会议的双方观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持单一的尺度进行衡量，而应该从多角度多层面予以考察。

盐铁会议

从学术渊源来看，文学、贤良都是当时的儒生经师，他们熟读五经，思想完全来自先秦以来儒家阐述的经学；而桑弘羊虽然也引用儒家经典，但他更多地杂取法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等百家之说。汉代被学者称为经学昌明时代，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之后，汉家以儒家阐述的五经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我们从《盐铁论》中看到，身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以及丞相史、御史居然会在朝廷学术会议之上抨击儒学，嘲笑孔子，贬低王道，宣扬百家思想，而桑弘羊这位杂取百家之说的朝廷重臣，居然会深得汉武帝的信任。这说明即使是在汉武帝尊儒之后，汉家官方学术思想并不是一刀切，君主往往会出于朝政的需要而进行调整，台面上所说和台下所行并非完全一致。或许汉宣帝所说的“汉家霸王道杂之”更符合汉家官方思想的实际。

从现实政治需求来看，汉家实施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是由于国家财政紧张，国家财政紧张的原因是汉家内兴功利外伐四夷，特别是征讨匈奴。汉武帝外伐四夷，既有解除边境威胁的现实需要，也有扩张欲望的驱使。汉武帝即位初期，汉家周边存在西南夷、南越、闽越、东越、朝鲜等几十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些蛮夷邦国虽然对汉家边境会有一些骚扰，但总体上来说他们势力分散，不构成对汉家的军事威胁。但按照中国传统的思想学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士，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凡是日月所照之处，都应该是中国天子的臣民。就是根据这一思想，汉武帝调兵遣将，将东、西、南方向的蛮夷邦国直接纳入中国版图。北方的匈奴属于另一种情形，他们在汉初崛起，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构成汉家长期以来最大的外在威胁。讨伐匈奴并非穷兵黩武，而是为了保卫中国边境的需要。对于像匈奴这样不懂礼义的少数民族，运用所谓修文德以来远的方式来诱使他们归附，在汉武帝时代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将它们打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武帝讨伐匈奴，有他的正义性与合理性。而要打仗，就不能没有钱。汉家国库的钱用光了，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汉家采取了官营盐铁、置酒榷、均输、平准、算缗、告缗、铸五铢钱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举措有效地充实了汉家国库，保证了战争所需的费用。在汉武帝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桑弘羊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说他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功的人物。文学、贤良不加区别地一味否定汉武帝外伐四夷，显然是不适合的。

从形势变化的角度来看，西汉武、昭之际形势变化甚大。西汉前期，汉家军事实力不及匈奴，因此对匈奴采取委曲求全的和亲政策，连匈奴单于写信侮辱吕太后，汉家都被迫强忍了。汉武帝即位之后，凭借文景时期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发动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征讨匈奴的战役，基本奠定了汉胜匈奴败的战略格局。但是，长期的对外征战，极大地损伤了汉家自身的元气，到汉武帝末年，已经达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程度。连汉武帝本人晚年也对连年征伐产生深刻的反省。到了汉昭帝时期，汉家迫切的政治需求是与民休息，医治长期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此时匈奴虽然未能向汉家臣服，但已经实力大损，不再构成汉家的军事威胁。在此情况之下，汉家继续发动伐胡战争，显然不是明智的策略。如果说在当年匈奴威胁汉家形势下，桑弘羊此前支持汉武帝伐胡，是正确的举动，那么在汉家虚耗、匈奴不再构成威助的情况下，桑弘羊继续倡导伐胡，这就是非常错误的了。好在当时汉家主政的霍光深谙形势变化，采取与民休息政策，才使汉家逐渐恢复元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贤良在昭帝时期主张罢盐铁、停止伐胡，有着充分的理由。

从文学、贤良的言论来看，他们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大约从孔子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即以捍卫王道文化传统为己任，他们认为，治国的正确思想不在统治者手中，而在自己的手里，因此他们站在王道理论高度，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力求以王道文化传统来矫正现实政治的弊端。这是孔子树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盐铁论》中的文学、贤良所继承的就是这一优良传统，他们要用理想主义光辉来照亮现实，用王道文化传统批判现实政治。他们诵法先王，推崇教化，强调农本，鄙弃末利，伸张王道，贬黜霸功，“辩难侃侃，无少假借，不降其志，不馁其气” (《张之象刻本《盐铁论》自序》)。虽然他们或有迂腐的因素，但他们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有不少文学、贤良来自民间，他们亲眼目睹了盐铁官营、讨伐匈奴等举措给底层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这些恰恰是身居庙堂之上的桑弘羊等人了解甚少的。

在盐铁会议上，辩论双方都表现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良好风范。文学、贤良面对承相、御史大夫这些朝廷重臣，不是察言观色，不是见风使舵，没有为现实政治作缘饰，也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而是仗义执言，指陈弊政，不假辞色，痛快淋漓，他们身上保留了战国处士议政的遗风，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气节和风骨。当然，汉家允许士人议政，最高统治者汉昭帝和霍光给文学、贤良以有限的支持，也是文学、贤良敢于放言畅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桑弘羊等人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们在盐铁会议上并不占上风。值得注意的是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炙手可热的权贵虽然被文学、贤良痛批，但他们并没有惩罚这批文人，也没有用权势钳制文学、贤良的言论，而是以平等的姿态去和他们讲道理，在面对批评时也只是“默然”或“怫然”而已。文学、贤良激烈批评朝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类似于秦王朝焚书坑儒的灭顶之灾，反而受到朝廷“列大夫”的封爵。

《盐铁论》作者桓宽的思想立场，完全站在文学、贤良一边。《盐铁论》某些篇章的名称完全是从文学、贤良的思想立场拟定的，例如，《力耕》是坚持农业根本而反对朝廷发展官营工商业，《非鞅》是对商鞅变法的批判，《刺权》是对权贵的讥刺，《刺复》是对大夫言论的讥刺回复，《刺议》是对丞相史之议的讽刺，等等。书中不时出现对大夫、丞相史、御史的负面描写，例如，“大夫不说，作色，不应也” (《相刺》) ，“丞相史默然不对”(《刺议》)，“大夫视文学，悒悒不言也”(《国疾》)，“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应” (《救匮》) ，“大夫默然不对”(《备胡》)，“公卿愀然，寂若无人” (《取下》)，“大夫俯仰未应对”(《刑德》)，“御史默然不对” (《诏圣》)，“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当此之时，顺风承意之士如编，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暗然而怀重负而见责”(《大论》) 。这些文字显然是将桑弘羊等人视为反面角色。在全书最后的《杂论》中，桓宽假借“客曰”热烈赞扬文学、贤良“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辞”的风采，表彰他们“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的卓越精神，称颂他们“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而对桑弘羊，桓宽则批评他“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几乎是用审判的口吻。对于圆滑世故、明哲保身的当朝丞相田千秋，桓宽借用孔子的“彼哉！彼哉”，说明其人实在不足称道。而对于“阿意苟合，以说其上”的丞相史和御史，桓宽直斥他们是“斗筲之人，道谀之徒”，认为他们根本不值一谈。

《盐铁论》的行文方式，用王充《论衡·案书》的说法，就是“两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将论辩双方观点列举出来，从对话中自然见出是非。《盐铁论》文字受到当时刚刚萌芽的骈偶文风的影响，不少句子需要从骈句互文见义的角度来理解。其文章风格既不像贾谊、太史公文章那样充满情感和气势，也不像汉代奏疏文章那样醇厚道劲，而是寓讽激于沉壮之中，体现出独特的散文风格。

《盐铁论》文字衍脱讹误之处甚多，经过卢文沼、张敦仁、洪颐煊、孙诒让、俞樾、王先谦、黄侃、陈遵默、杨树达、郭沫若、王利器、徐复等前贤时修的校勘整理，虽然基本通顺可读，但不能确保这些校勘删改百分之百正确。本书文字以王利器《盐铁论校注》 (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为底本，参校清张敦仁覆刻涂本、《四部丛刊》本及其他版本。注译过程中对前贤时修的研究成果多有吸取，对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一书借鉴尤多，凡此都尽量随文注明。由于个人学力不够，虽然力求准确地进行注译，但本书仍可能存在诸多不尽人意处，在此盼望读者批评指正。

陈桐生

2014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