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里有好多花里胡哨地、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术语，很不幸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就位于其中。它们难以理解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两个词描述的症状而不是病因。就像流鼻涕只是感冒的症状之一，要想知道为什么会流鼻涕，并且能让止住鼻涕，必须得找到病因。

而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病因都是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源于事前的（ex ante）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源于事后的（ex post）信息不对称。如果从这一点入手，就会更容易的把握住两者的特点。

“事前”和“事后”当中的事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事指的就是合同的缔结，这个合同可以是销售合同，可以是雇佣合同，甚至可以是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

逆向选择是对于（事前的）状态（产品质量和投保人体质）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则是对于（事后的）行为或状态（冒险行为，实际运营成本，财务状况和管理方法）的信息不对称。  

逆向选择经典的例子就是Akerlof的“柠檬市场”。卖方在签订二手车的销售合同前，对车况的信息掌握的比买方更多，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出现了。两辆同款、同年份、相似公里数的车可能外观可识别的差异基本相同，但是其实由于使用习惯的不同，实际车况差异很大。买到车况好的那辆，买主自然无比开心；但是要是买的是车款差的那辆，日后毛病不断，美国人就会说自己买到了一个“柠檬”——看着光鲜亮丽，真的咬一口发现酸的要命。

我们知道价格包涵了产品的质量信息，但是由于二手车市场存在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买主只愿意以市场均价来支付。对于那些“柠檬”们，它们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可是对于那些优质（高于市场均价）二手车，它们就会慢慢退出二手车市场。最后形成了劣货驱逐良货的局面，市场上仅剩下“柠檬”，这就是为什么把它叫做逆向选择的原因。

逆向选择只是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症状。

现实中对的应用就是奔驰公司推出了星睿二手车认证。通过权威的车况检查，把车况的所有信息都包括到价格之中，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同样，在把握住“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这个特点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逆向选择的研究框架扩展到医疗保险的分析中。对自己健康情况，包括自己的体质和家族病史最了解的人肯定是自己，而不是保险公司。投保医疗保险的人就往往是那些本来就有疾病或体质较差的人（“柠檬人”？）。

道德风险这个词还是来源于保险行业，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投了保险后（签订保险合同）的人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举例说明，如果一个人给自己的车买了保险，就会在驾驶或者是停车时比没有保险的人更加的大意。参保人在参保后的行为改变会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但是因为事后的信息不一致的存在，保险公司无法实时对参保人进行全面彻底的监控，所以要保证行为在参保前后的一致性只有靠参保人的道德自律。 这样带来由事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损失就得名为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广泛的应用在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的研究之中，不管是公司治理中的所有者和经理人的关系，还是国家治理中的公民和政府的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最近的应用，应该是对该不该bail out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的银行的考量。如果政府会在最后时刻救助银行，那么银行就会更多的参与到风险大的生意中（如次债），从而增加自己陷入危机的概率。

这里主要补充一下法学实务中的例子：惯犯问题

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行为，也包括威慑力。其中既有震慑潜在罪犯的“一般威慑”，也有阻止特定个人再次犯罪的“特别威慑”。我们可以认为，对于更有可能再次犯罪的罪犯，我们在量刑时可以考虑从重，以发挥更大的威慑力。

但我们怎能在某名被告第一次犯罪时，就知道他可能是一名未来的“惯犯”呢？法官和检察官或许可以依据经验来总结出一些惯犯经常具备的因素，例如有吸毒史或参与过团伙犯罪等。  

但只有被告知道自己真正有没有悔过，有没有再犯的意图，在这方面法官和检察官都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如果错误地预测了被告的再犯可能性而没有给出合适的刑罚，不但是检察官和法官工作上的失败，而且也会导致社会利益受损，这就是一种“逆向选择”。

如何解决？

很多国家都把犯罪历史作为量刑依据，同样的罪名，先前有犯罪记录的被告会面临更重的刑期。

我认为，明尼苏达州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运用”量刑表格”（sentencing grid）作为决定刑期的依据。表格的纵列是各项罪名，横列是“犯罪历史分值”（criminal history score），量刑时依照纵横两列按图索骥，通过罪名和犯罪历史的组合来决定刑期。这样一来，一名罪犯在第一次被判刑时，就可以意识到再犯的后果，因此威慑力就可以更加直观地体现出来。  

另外，再犯倾向的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带来道德风险问题：一旦定罪量刑，法院不得再加重处罚，一旦刑满释放，则法官无法再干涉犯罪者的行为。

美国为了避免这一道德风险，在各州普遍运用了“假释”（parole）和“有条件释放”（conditional release）的制度。两者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刑满释放后，犯罪者会面临一段短则数月，长则十多年的考察期，在考察期内一旦有犯罪行为会特别加重处罚。同时，会有专人负责在考察期内定期约谈犯罪者，进行毒品检测（美国吸毒和犯罪呈现非常强的相关关系），了解其工作状况等，及时发现再犯的苗头。  

小结一下：由于被告比法官和检察官更清楚自己有没有很强的再犯倾向，因此在量刑时的“逆向选择”可能导致量刑不当，在刑满释放后犯罪者的行为也不再收到法官的控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强化再犯对于刑期的影响，也可以在事后进行跟踪考察，这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