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宅宅

我很不喜欢晚年时候的李敖。李大师老了以后，精神气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既“鸡贼”又“窝囊”。

说“鸡贼”，就是摇身一变，近乎沦为走江湖的游方骗子，中心思想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捞钱，使尽浑身解数将自身娱乐人物化，可说和过去卖艺、卖药、算卦、相面之流没啥区别；说他“窝囊”，是早已背弃年轻时代的理想与志业，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惜四处耍宝、打秋风、插科打诨、左拥右抱、轻浮放荡、自吹自擂、大言欺世，什么下流话都可以飙出口，一切下三滥满不在乎，在电视上经常和光同尘得宛如“小丑”，整成卡夫卡小说里的“饥饿艺术家”，哪还剩有一点志气？英雄气短，齿豁可鄙，忍把半生浩荡、汹涌、炽热的浓情热血踏在地上作践，这就是晚年李大师“窝囊”的地方。

如果人生可以脱节来看，30岁的“李敖之”，定然会唾弃60岁之后的“李大师”，这是可以确信的。鲁迅说，“一个人最紧要的是‘晚节’，一不小心，可就前功尽弃了！”这话仿佛就是留着损李敖的。李敖过世后，闺中密友陈文茜写文解释，说晚年李敖觉得半生努力都给那些宵小之徒给“套取”给“骗走”，他的高义薄云得不到尊重，社会又完全进化成花花世界面目前非，反衬得所有理想都像是个笑话，是以放弃宿愿佯狂玩世——这固然能解释李敖转变的隐微心曲，可如此“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到底是可悲的。

数落李敖“鸡贼”与“窝囊”，就是跟过去的人生对比出来的。李敖年轻时，确实是个汉子，顶天立地宁折不弯国士之风，我很佩服。现在看来，他当初的“三进宫”本身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上头也屡屡暗示他只要稍稍服软表态，就可以出入自由，甚至立施荣宠，他一笑置之，宁愿到铁窗内当囚徒也毫不松口，尽管连这条命都是生死莫测的。有狱友回忆，当年经受严刑逼供深受折磨的他，依然敢与审讯人员开玩笑，铮铮铁骨不是乱说的。近代以来文人，绝少可以做到他这种决绝的，其意气雄心足以和谭嗣同林觉民秋瑾们比肩，一起在潇潇暮雨中登楼行舟傲笑江湖，宁有愧色？这也是李敖年轻时的自我定位。李敖最大的功业，并不在那千万字的出版物，而是曾影响、激发过整整两代人。这样的李敖，拿去和《虚拟的十七岁》的作者对照，就显得很荒诞。我常常想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前后反差到这种地步？

早年李敖并非不得志，而是畸士自甘放逐。他是1950年代的台大研究生，是社会精英的储备，身边的同学无一不是混得风生水起，不是锦衣玉食当名教授，就是飞黄腾达高官厚禄，李敖哪点输给他们呢？不说才干学识，连相貌风度都佼佼不群，这是庄因的回忆录也可以验证的。他看不起这种或明哲保身或降志辱身的生活态度。他有一位好友施启扬，后来做到部长级别，他写文嘲讽，“在从仕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毅然与之割袍断义。他可以有比绝大多数人更好的前途，是不屑一顾亲手“断送”的，然后选择了这么一条“绝路”，为了社会公义，为了后世太平，造次于是，颠沛于是。很多人不喜欢李敖，将他一生否定，其实是“精致主义者”看不见“英雄”，也不相信有人会为了“情怀”二字舍身相陪以名殉之。只可惜，晚年李敖，并不比施启扬之流清高慎独多少。

有人说，晚年李敖虽与世俗彻底同流合污了，但他还不断写文出书，仍不失为个中翘楚云云，这其实也有误解。可以说，李敖60岁之后近乎才尽，所写无非两种：1，讲话稿；2，将旧作改头换面炮制，巧妙地自我抄袭。后一点也正是晚年李敖“鸡贼”的地方。有心人大概可以发现，大约从《上山·上山·爱》开始，李敖就自创了一种手段：搬用一个情色故事为噱头，将大量散文旧作改写填充，以此很不得体地赚第二轮稿费。后来，他自封是“六不伟人”：“不合群、不阿从、不曲学、不逃世、不寒酸、不孤愤，是中国自古到今最独来独往的伟大知识分子”，但是这些大话体现出来的还不是自大，而是悲哀。那么老了，仅仅只是不甘寂寞，还需要给自己到处找理由，从而获得精神宽解，这是真正的悲哀。

晚年李敖，唯二不改本色的，大概就是“家国情怀”与“难忘师恩”，也惟有这两点也才让他有难得的真诚流露。谈到“故国”，他脸上都是惨怛之忧悦然之喜，提及年轻时施恩予他的老师严侨胡适之等人，顿然深情款款，这些情绪变化都是很难作假的，更何况他确实维护了一生从无异辞，是为本色。这是他特别可贵的地方，也是最像传统中国文人的地方。专栏作家小宝说，“平心而论，在那些自以为是的中国文化人里，李敖读书最多，文字最好”，这判词还不够全面到位。应该补充一句，在这些人里，李敖狂起来最狂，真诚时也最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