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荣强

2018年5月16日上午，我在重庆北碚探访了重庆老舍旧居。重庆老舍旧居位于北碚区天生新村63号附32号，这是一个老城区的所在，并不容易寻找，几经周折才找到正门得以进入。

这个老舍旧居的真正主人其实是林语堂。现在的门上挂着“重庆老舍旧居”的牌子，让有些民众不平，说应该叫“林语堂老舍旧居”。

林语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现代作家。在我的想象之中，他是一位非常有绅士兼君子风度的美男子，而且是一位学识渊博、优雅通透而又绝不迂腐的现代派文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当代启蒙的年代，我买了许多近现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书来读，而其中林语堂的书，我特别喜欢。

他的《吾国吾民》《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等书中所透露出来的人生态度，令我向往至极。

林语堂学贯中西，他的一个朋友讲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林语堂对此颇为自得，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请梁启超手录此联，挂在有不为斋的墙壁上。这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林语堂又被人称为新道家代表人物，我认为绝对是名副其实的。他最喜欢的中国历史人物是苏东坡，称他是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的人，并且专门写了一本《苏东坡传》。苏东坡的人格特质，有最突出的道家作派。

1895年，林语堂出生于福建龙溪（今漳州平和县坂仔镇）。林语堂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

1936年8月，林语堂举家迁往美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英文书《吾国吾民》，去年刚在美国出版，一炮打响，他受赛珍珠的邀请去美国专门从事写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两次回到中国，而且两次都来到了重庆。回国并且来到重庆的原因：一是宣传抗日。林语堂是一个爱国者，他在美国一直关注并支持抗日，在战时回到祖国，是一种最好的抗日宣示。二是重庆是陪都。当时民国政府已经搬到重庆，林语堂自然也会来到重庆，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林语堂第一次回到中国，是1940年。在重庆，他仅仅呆了三个月。5月初他离开美国，途经香港，于5月24日到达重庆。来到重庆的第二天就“晋见”了蒋介石，并在后来所写的《新中国的诞生》一文中称赞蒋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虽然在出国之前，他曾以“不左不右”的中间派自居。

林语堂是带着太太廖翠凤和三个女儿回国来到重庆的。当时重庆郊区的北碚相对比较安全，被称为“陪都的陪都”，而且因为北碚被定为迁建区，大量的国家机关、团体、大专院校和工矿企业拥入，许多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都居住在这里，可谓名人荟萃。为了给家人过安稳的日子，林语堂在重庆北碚蔡锷路24号（现在改为天生新村63号附32号）买了一栋西式别墅。

1940年5月25日，林语堂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就举家乘坐公共汽车前往新居入住。这幢小别墅是一位姓杨的老板修建的，在附近一共建有类似的房屋有三幢，这是其中之一。

林语堂来北碚，第一个前来接待他的是老向。老向是现代著名通俗文学作家王向辰的笔名，他当年曾在林语堂创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他的文章亦很幽默，待人热情温暖，林氏姊妹对他颇有好感，因而感觉北碚也很可爱。

林语堂定居北碚时，正在写作长篇小说《风声鹤唳》，同时要教育三个女儿学习，辅导她们写作。当时大女儿林凤如如斯17岁，二女儿林玉如（太乙）14岁，小女儿林相如10岁。规定孩子们每天上午在家读书，下午随同大人外出参观访问。

北碚从来没遭过轰炸，林语堂他们也从来没看到过轰炸，虽然要进防空洞，但心里却不以为然。但是，第三天就遇上了日军飞机轰炸北碚，也是他们在回国后，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感到愤怒至极。从此也过上了战时生活，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都要进防空洞。

如果遇到一天没有警报，或者这天警报解除得早，或者这天警报来得迟，只要是一有机会，林语堂就引着全家人参观游览，游嘉陵江，游北温泉，游缙云山，游览北碚的所有风景名胜。

林语堂他们游览了北温泉又游缙云山，在缙云寺恰好碰见了梁实秋、赵清阁、方令儒等住北碚的文化人，他办招待请这些人进素餐，还邀请了法舫法师作陪。

林语堂寓居北碚，同北碚本地人一样，在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天色，是阴天、晴天或是雨天。要是晴天，吃罢早饭，大人做事，三姊妹念书学习。八点钟就开始猜测今天会不会去防空洞，他们在北碚住下不过20多天，就在防空洞里躲了15天。不到一个月，就遇上了两次轰炸。

林语堂想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从事写作，经王向辰帮忙联系，于7月6日搬到了缙云山石华寺居住。当时，在石华寺住着的有10家人，大都是来自各方的外乡人。这里既可以避暑，也能防空袭。

7月31日，林语堂定居北碚刚刚两个月零五天，遭到的第三次轰炸，林语堂城里的小别墅也被炸毁了一角。与国外优裕的写作环境比较起来，笼罩在轰炸威胁中的重庆，生活实在是太难了。他萌生了重返美国的念头，并且给宋美龄写信征求意见。

在宋美龄的帮助下，林语堂准备离开重庆，返回美国。临行前，蒋介石夫妇在官邸招待了林语堂一家。林语堂也接受了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头衔，这样他就可以享受“官员签证”的待遇，不必每六个月重办一次“旅游签证”。

1940年8月，林语堂一家返回美国。临行前，王向辰、许心武和萧伯青在兼善餐厅设宴给他饯行，他得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部在重庆被炸，现正在北碚寻找房屋作新的会址。他便将自己的别墅捐献给“文协”使用。

当时老舍担任“文协”掌门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负责协会的日常工作，因此，老舍定居其间，现在这个房子还叫“老舍故居”。1948年老舍到美国访问，与林语堂在美国也有来往，关系很亲密。

1943年秋天，林语堂第二次回到中国。他带着译成中文的《啼笑皆非》，随着访美归国的宋子文一起乘飞机，从美国迈阿密飞到开罗，再飞到加尔各答，越过喜马拉雅山抵达昆明，再到重庆。

林语堂回国后十分活跃，或乘车或乘飞机奔波于重庆、宝鸡、西安、成都、桂林、衡阳、长沙、韶关等地。在参观访问的同时，多次发表演讲，重庆的当局者向林语堂热情地伸出了欢迎的双臂，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夫妇接见林语堂达六次之多。

在重庆，他先住在熊式辉将军家里，后来住在孙科家里，当局为他安排了访问国家要人，以及到前线和后方参加各种活动。

1944年，林语堂离开重庆，离开中国，回到美国。1966年，林语堂定居台湾。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在香港去世，四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享年八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