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向美国政治家推荐《道德经》

张维迎教授在美国的一次中美企业家交流演讲中，推荐美国政治家读两本书，一本是老子写的《道德经》，一本是西方经济学之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他说：读《道德经》会懂得如何做全球领袖；读《国富论》会理解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张教授以推测的口吻说：老子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主张的“无为而治”和小政府无疑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这一点与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是一致的。

张教授身为客人，可能出于谦逊和礼貌，不便于直接肯定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源于老子。于是用了“据说”这个词：“据说，斯密受到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启发，而重农学派则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启发。如果今天的政治家真能信奉老子和斯密，这世界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

但是，亚当·斯密的同胞，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说得却十分肯定：“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源自《老子》的无为而治。”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与而老子的“无为”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是什么意思？韩秀云教授在她的《推开宏观之窗》里，用通俗的语言介绍说：亚当斯密用他的理论告诉国王：国王陛下，您只管为大家守好门，守好夜，管理好治安，睡您的觉，别的事您就不用操心了。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替您管理着。

老子则说：“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认为自然大道是永恒的，它不采取任何强加方式，而是潜在地发挥着作用，侯王若能守持道的行为法则，一切都将依循其本身自有的方式而发展变化。只要侯王不妄颁政令、法令滋彰，则民自然归化；我不妄动，则民自然安定不生事端；我不妄显智能，则民众自然富足；我不妄生贪念，则民众自然淳朴。

那么，亚当斯密发现的“看不见的手”，是怎么跟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搭上关系的呢？

魁奈是嫁接亚当斯密和老子思想的桥梁

弗朗斯瓦·魁奈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法国重农学派（自然秩序）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所谓“重农学派”，就是尊重自然法则的经济学派，他首次提出了自然法则、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重农经济学思想来源于中国道家，西方学者的普遍认知。克拉克认为，魁奈从十八世纪中叶耶稣传教士那里习得了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于1758年把“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并因此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经济学。

英国学者J.M.霍布森也在他的《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中认为：“魁奈的思想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据参考网“《道德经》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道德经》在法语世界、英语世界、俄语世界、德语世界等最早的译本和相关研究著作，皆出于传教士之手。

当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到中国的5位传教士，均有“御前数学士”兼科学院院士的双重头衔。魁奈作为宫廷御医，与这些传教士关系密切，从传教士们那里吸取了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自此之后，魁奈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主义，他们认为，政府政策不应干涉经济自然法则的运行。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让他赢得了“欧洲的孔子”的称号（因为谈到专制，就会涉及到孔子），其论文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首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还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 　　

自然秩序学派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是杜尔哥，他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1763年，中国青年高丽殊和杨德望留学法国，在回国前，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形成了《中国问题集》一书，该书“蒙受中国的影响最深”。

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道家元素　　

1764年2月之后，亚当斯密在为期近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期间，告诉哲学家好友休谟，他将着手写作《国富论》。1765年10访问日内瓦时，多次会见中国文化的狂热鼓吹者、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的名言是“我们不能像中国一样，真是大不幸”，他从伏尔泰那里获得了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思想。

此后，他在巴黎逗留了将近一年，自然秩序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并征求过魁奈、杜尔哥等人关于自然主义经济的意见。

就在他们讨论自然秩序主义时，中国留学生高丽殊与杨德旺正在杜尔哥那里工作，英格兰经济学家Young说，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那里了解了司马迁和老子的自由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极力倡导自由市场，并用“低流之水”来比喻市场机制。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中国资料和文献的大量引用，都源于自然秩序经济学思想家的影响。克拉克指出：“魁奈的革命性的观点将经济思想从正统的重商主义中解放出来……他对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

1773年春，就在《国富论》准备出版前，杜尔哥特又给他寄给一些“稀世珍本”材料，斯密停止了出版，用了3年时间对初稿进行了修改，直到1776年3月9日，这部经济学巨著才终于问世。 　　

奥地利社会经济学家哈耶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斯密第二”，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哈耶克认为，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自发秩序最好的经典描述。

哈耶克在东京所作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讲演中说：“难道这一切不同于《老子》第57章的诗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 　　

美国卡特研究所所长邓正莱，在1998年发表的《中国的前程：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一文，指出：“中国……在于通过信奉和拓展老子的天道思想而回到本国的由传统。《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亚当斯密的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

“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中国的出路，通过缩小国家的规模、扩展市场的规模来走向天道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我认为这个答案就是天道自由主义。”
　　 
他还说：道家的天道思想，受到西方的推崇。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罗斯巴德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包雅士编著的《古典自由主义精粹》一书中，老子是古典自由主义第一人。

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发现，老子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德国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认为，“道家有着自由市场的特征”，“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思想被认可的时期，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鹏认为：“老子学说是中国古典自由主义的起源与重要传统，老子认为政府应当无为而治，将有为的领域仅限制在国防、国家安全、司法与社会救济上，其它则应任老百姓自由发展，最后老百姓富强后，会说一句‘我自然’（成功遂事，而百姓谓我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