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荣强

本文的题目为什么叫《王安石：千古风流人物》？两个原因：一是王安石生于1021年，今年刚好诞辰1000年；二是1000年以后王安石还能被后世记得，足以称得上千古，而千古的意思就是不朽。

中国历史上的风流人物众多，而王安石永远都是值得纪念的一位重要人物。今年初我开始阅读有关王安石的书与文章，包括梁启超的《王安石传》、安开学的《王安石传》、康震的《康震讲王安石》、王光鹏与黄崇浩编选的《王安石集》、陈舜臣的《中国的历史》、邓广铭的《北宋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等等。

原本有一个想法，写一本长篇小说来纪念王安石，书名就叫《熙宁悲歌》。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位写小说的朋友，得到了赞同，表示希望尽快写，而且让他成为第一读者。可惜的是，各种事务繁杂，要想动笔确实不易——因为只要动笔就不能停下来。

变通一下，写一篇短文来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年吧！

一、王安石生平：一个幸运的人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综观王安石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个幸运的人。

王安石生活的年代，是北宋初年那个繁荣富贵的年代。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创立宋朝，结束战乱，经过七十年的建设，宋朝的经济得到恢复，人民的日子开始好起来。

王安石算是一个官二代，刚出生的时候，父亲王益官虽然不大，只是江西抚州临川县的一名判官。因此，王安石少年时曾随父宦游南北各地，衣食无忧，眼界开阔。

王安石的幸运还在于他的智商，据说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王益有七子：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王安石排行老三，除了他之外，其余六人，史上籍籍无名。“人与人不同，智商是硬伤。”——这话不得不信。

1042年，王安石22岁进士及第，在非常正常的时间段考上公务员。原本他被主考大人列为状元，但试卷送到仁宗皇帝那里后，因其中有“孺子其朋”四个字，仁宗就把他改到了第四名。“孺子其朋”典出《尚书》，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这是当时辅政的周公对成王说的，意思是：“你还年轻，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这是教训帝王的话，让仁宗有点不舒服。

不过，这不影响王安石的前程。之后他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职，勤政爱民，政绩显著，仕途上顺风顺水。

重大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069年，这一年王安石48岁。而此前27年，他都在地方上任职，而且1063年，在位42年的仁宗皇帝死了；4年后，即1067年，又一位皇帝英宗短命（35岁）又死了。20岁风华正茂的皇帝神宗赵顼继位，而他，改变了王安石的命运。

熙宁二年即1069年，神宗皇帝刚把皇位坐稳，就把48岁的王安石擢升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开始主持变法。年轻的神宗皇帝渴望有所作为，对王安石可谓言听计从，第二年又把他升为宰相，全力支持他提出的一系列变法措施。

但是，因守旧派反对，人事矛盾重重，改革效果并不十分显著，1074年王安石被逼罢相。虽然1075年又被神宗再次起用，1076年又罢相。这一次，王安石心灰意冷，加上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辞去宰相，退居江宁（即今天的江苏南京），过了10年散淡的日子。

1085年，宋神宗去世，王安石的靠山彻底倒掉。9岁的新皇帝宋哲宗赵煦继位，以高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

王安石生于1021年，逝于1086年，足足活了66岁。这个寿命现在看来不高，但绝对超过了宋朝人的平均年龄，至少比最赏识他的神宗皇帝命好，宋神宗赵顼只活了38年，而且比王安石早一年离世。

二、王安石变法：一场不切实际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被史家誉为治世名臣，但是，他所推动的“熙宁变法”却是一场不切实际的改革，甚至只是一场改革试验。

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叫得响的有三次：一是商鞅变法，让秦国变得强大；二是王安石变法，似乎历史的评价总是不那么高；三是戊戌变法，清朝末年以失败告终的改良运动。

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源于他的独立思考。中国传统政治特别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即使是旧的王朝被推翻而建立的新的王朝，都是因循前朝甚至前前朝、前前前朝的若干规矩。

王安石的变法，当然不是搞政治体制改革，而只是在财政、经济、社会、军事、教育等方面作出一些制度调整与创新，希望达到富国、裕民、强军的目的。

在仁宗朝，1058年，王安石37岁时就向皇帝发出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但是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已经丧失斗志的仁宗皇帝的采纳，这令王安石非常失落，因此，多次辞掉进京入馆阁作官的任命。宋英宗在位时期（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他依然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神宗继位之后，20岁的皇帝当然希望有所作为，名留青史，于是到处寻找合适的变法领军人物。赋闲在家的王安石被人推荐入朝与神宗商讨对策，随后写了一个1000多字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之后王安石被任命为江宁知府（相当于南京市长），很快又被授予翰林院学士兼侍讲头衔，为皇帝及一众大臣讲课，为实施变法统一思想——这是王安石的主意。

熙宁二年（1069年），经过观察试探，确认年轻的神宗皇帝有意变法之后，王安石才勉强同意担任参知政事，领导变法。随即组建了专门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全国变法委员会。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在科举制度方面，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

王安石的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理念太超前。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个在当时真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虽然口号很响亮，可那年那时有多少人敢接招，甚至有人称王安石是乱臣贼子。因此，王安石变法除了皇帝的支持外，几乎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反对者都是些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包括小时候砸过缸的《资治通鉴》总编司马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曾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前宰相韩琦，学富五车的大文豪苏东坡及其父亲和弟弟，甚至还有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

第二是法令难落实。中国社会从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上那个年代交通与通讯不发达，全国各地经济水平差异太大，统一的政策在各个地方实施，效果自然大不一样。比如青苗法，在富裕的江南地区，对农民确实有好处，而在贫穷的中西部地区，则成了官员与豪强进一步压榨农民的手段。

第三是老天逆人愿。变法实施五年之后，即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反对派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

第四是用人太不当。王安石变法得力干将是吕惠卿，吕惠卿虽有干才，却是一个绝对背信弃义、人格低劣的小人。他因和王安石政治理念相合，而获得王安石的器重，还得到了宋神宗的信任，但是在朝中不得人心，而王安石被罢相，他任参知政事掌握大权后，因为担心王安石回朝，竟然借各种机会陷害王安石。这实际上造成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严重，变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9岁的宋哲宗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后，加拜王安石为司空。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等到自己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了新法。

三、王安石诗文：一个令人景仰的文坛巨星

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地位，除了是一个政治家、治世名臣之外，更是一位文学家。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与影响，超过了变法。

在我国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编入文章数量作者排名，王安石大概排在前十名之内。据不完全统计，编入王安石的名篇大概包括以下这些：

小品文：《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游褒禅山记》等。词：《桂枝香·金陵怀古》等。诗：《梅花》 《明妃曲二首》《商鞅》《书湖阴先生壁》《元日》《棋》《登飞来峰》《泊船瓜洲》《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春夜》《北山》《葛溪驿》《示长安君》。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王安石诗文的全部，他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我所读的诗文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伤仲永》《读孟尝君传》《游褒禅山记》《元日》《登飞来峰》《泊船瓜洲》。他的文章论点鲜明，短小精悍，逻辑严密，极其善于说理。他的诗歌浅白而又有韵味，不作空洞无物的呻吟，而总是能够触动内心，观照自我，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当时诗坛上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绝对名至实归。多余的话不说，附几首诗在此供大家欣赏：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四、王安石为人：一个情商不高的人

有才华的人向来孤傲不合群，王安石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因此，我说王安石是一个情商不高的人。虽然他的文学造诣极高，但是，他在政治上整体上并不成功，甚至留下千古骂名，这不得不说与他为人处世的方法，或者性格有关系。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放到王安石身上特别有说服力。

王安石绝对是中国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智商极高的少数人之一，而且小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传说是“自幼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然而，正是因为智商高，可能导致情商的不足——经常看不起那些智商不高的人。

必须得承认，王安石可以称得上有道德洁癖的人，绝对的正人君子，虽然贵为宰相，却始终坚持一夫一妻，终其一生，他始终不离不弃，没有出妻纳妾。但正是因为这样，他在官场上就显得格格不入，某种程度上，既束缚了他的手脚，也让他失去了支持。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按现在的话说，搞改革，不换思想就换人，那些阻碍发展的就得让他们下台甚至下狱。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但是它一定会触及保守派的利益，由此，变法导致了党争。党争不可避免，但是，王安石的“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这项统战工作却做得很差劲。

王安石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那些著名的文人、名人许多都与王安石有交集，虽然他们之间有些人的关系并不太好。与王安石的交往的人大约有这些：晏殊、包拯、司马光、欧阳修、周敦颐、曾巩、程颢、苏东坡，等等。

晏殊，生于991年，比王安石大30岁。晏殊于1055年去世时，王安石仅担任殿中丞、群牧判官，两人地位悬殊。虽然二个交集不多，晏殊却早就发现王安石的性格缺陷。1042年京城大考，本来是状元的王安石，名额让杨寘顶了。杨寘同学哥哥杨察是枢密使晏殊的乘龙快婿。虽然顶替名位是皇上操作的，晏殊还是特意请王安石喝了一台酒以示安慰，并考察其人品脾气。酒足饭饱之后，晏殊送了八个字给王安石：“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可惜王安石没能领悟到晏殊老先生的话，最后吃了不少苦。

包拯，生于999年，比王安石大22岁，与王安石同朝为官。据说仁宗朝的时候，包拯曾主持群牧司的工作，司马光、王安石同任群牧司判官之职，是包拯的下属。包拯曾经摆酒宴请下属，本来两位下属都不喝酒，但包拯一发话：“‘人生须几两？万事付三杯！’，平时不饮无妨，今日须少饮。‘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况且你二人都不饮”！司马光脑子灵活一点，马上就举杯喝了。包拯转而望向王安石：“介甫，你呢？”王安石回道：“属下生平不饮酒、恕难从命，请包大人担待一二。”虽然包拯不生气，但这就是王安石的性格。

欧阳修，生于1006年，年长王安石15岁。欧阳修为北宋文坛领袖，他最欣赏的两个人就是苏轼和王安石。王安石是由曾巩推荐而认识欧阳修的，曾受过欧阳修提携，交往甚密。欧阳修举荐王安石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王安石接受了。王安石推行变法时，欧阳修已经61岁了，思想渐趋保守，加之看到青苗法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政见不同，虽然造成二人的分歧，但并没有完全侵害二人的友谊。总体上说，应该是亦师亦友。

周敦颐，生于1017，比王安石大4岁，北宋五子之一，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文学家·、哲学家。1063年5月，周敦颐应邀与一群文朋诗友游玩聚会。兴之所致，大家便相约写诗作文。周敦颐一气呵成挥笔而就一篇119字的散文，就是名传后世的《爱莲说》。王安石大约在出任常州知州时，得与周敦颐相识相知。几年后，是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周敦颐合州签判任满回京述职时，在汴京和王安石有过的一次会面。当时王安石正好给仁宗皇帝上了万言书被冷落。

曾巩，生于1019年，比王安石大两岁，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并且同朝为官，而且曾王两家联姻，关系复杂。公元1037年，18岁的曾巩随同父亲一同入京，以文会友，与王安石结识，并且很快成为挚友。后来曾巩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被欧阳修收入门下，又介绍王安石认识欧阳修。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王安石逐渐坐上高位，曾巩和王安石的交情越发淡薄，后来曾巩更是主动疏远王安石，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

司马光，生于1019年，比王安石大两岁，是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反对派，也可以说是反对派首领。司马光与王安石之争，绝对是君子之争，他们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斗争，而完全是政治理念不同。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就是因为这样的理念不同，他们两人斗了一辈子。为了不与王安石正面交锋，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程颢，生于1032年，比王安石小11岁。1057年24岁中进士，宋神宗在位期间（1068年-1085年）任御史。政治上，反对新政，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学术上，程颢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程颢和弟弟程颐，世称“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其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

苏轼，生于1037年，比王安石小16岁。苏轼堪称文豪，与王安石均入列“唐宋八大家”。在政见上，他俩都主张改革，苏轼并非像司马光那般保守，只是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上见解不一。如此两个佼佼者，在熙宁变法中成了政敌。王安石执政时，苏轼曾反对新法，屡遭默降。然而两人均无害人之心，苏轼对新法并未一概否定。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王安石已不在京师，惊闻之下，立即在金陵设法营救。1080年，苏轼由黄州迁至汝州，途经金陵，多年没有交往的苏轼与正在金陵的王安石友好地相会了。在苏轼逗留金陵期间，两人迸行了多次交谈。他们在一起谈诗、诵佛。金陵相会，使苏轼更加了解了王安石的为人，后来他逢人就称赞：“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