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立夫）

中国人的读书方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种：第一种是“渐悟”读书法，第二种是“顿悟”读书法。陆九渊是第一个把这两种读书法融汇贯通的第一人。他的原话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陆九渊开了一个象山书院，很多学者慕名而来。对于初学者，陆九渊让他们多读圣人之书，稍安勿躁，循序渐进。对于那些满腹经纶、四书五经早就烂熟于心的尖子生，陆九渊就让他们丢掉书本，清空所有的知识，只管闭目打坐，体会澄明无染的“本心”。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陆九渊明确地告诉他：

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意思是说，真正的学问，是懂得学问的源头在哪里，一旦明白学问的根本，一切书本都不过是我思想的注脚。陆九渊反问道，上古尧舜大禹这些圣人，无书可读，不照样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吗？可是，后世的读书人，表面上四书五经张口就来，却死板教条，抱着圣人的言论不放，把圣人最有价值的宝贝抛弃了，成了百无一用的书呆子。

陆九渊一生的学问，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发明本心”。他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往今来所有圣人的言教，无不出自人人都有的“本心”。所谓读书，无非两大层次：第一层次是读“有字之书”；第二层次是读“无字之书”。只有进入第二层次，体会到古往今来圣人立教的“心法”根本，才算真正的学问。按照陆九渊的说法，真正的学问就是“发明本心”，就是“心即理”，就是“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真理无不从我心中流出。我们姑且称“发明本心”的方法为“最牛读书法”。

可是，陆九渊这种最高层次的读书方法很遭人误解。当时的学术权威朱熹就不屑一顾，著名的“鹅湖之会”争论的就是这个主题。朱熹主张的“道问学”就是渐悟读书法，而陆九渊主张的“尊德性”就是顿悟读书法。陆九渊批评朱熹的方法是“支离破碎”，朱熹批评陆九渊的方法是“外道禅学”。两个人争论了三天三夜，不欢而散。

朱熹为什么攻击陆九渊的学问是“外道禅学”？确实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几千年来，除了老子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外，没有人像陆九渊这样敢于藐视权威。汉朝以来的读书人，多为科举考试而奔波，以四书五经为圣旨，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圣人的话都不会错，谁敢越雷池一步？这样去读书，按照陆九渊的说法，就是“我注六经”，只能寻章摘句，死守教条。

直到唐代的禅宗慧能一派，敢于打破权威，倡导“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摆脱佛教经典的束缚，直接从释迦牟尼创教的根本找到了出家人该做什么。禅宗认为，“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学佛的根本是去掉烦恼，一旦明心见性，便可顿悟成佛，所有的经典反而成了障碍。这个简易直捷的方法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陆九渊的顿悟读书法即是借鉴佛教禅宗而来。

但是，陆九渊的顿悟读书法最适合的还是“上根人”，普通的“钝根人”还得循序渐进，一字一句一章去读，这个环节是省不掉的，否则就会游谈无根。实际上，人类中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朱熹的渐悟读书法还是最实用。后来出了个王阳明，他发扬光大陆九渊的心学，挑战朱熹的权威，影响也非常大。但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却始终是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统治中国主流思想七百来年，这是不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