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苗体君

如果你翻阅中共党史，会发现有着辉煌经历的施存统这个名字，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与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共同创建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在1922年当选为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他还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父亲。

一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学潮

1899年冬，施存统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叶村。施家世代务农，施存统6岁时就随父亲一起参加繁重的农业劳动，施存统的母亲徐氏出身于“书香门第”，对施存统影响极大。他9岁时入私塾读书，期间熟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15岁那年转入金华长山小学读书，他学习刻苦勤奋，尤其是作文成绩特别的出众，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1917年，在他大舅父的资助下，他考取位于杭州的著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两所师范学校，被誉为“两个一师”。当时在浙江一师任教的陈望道，后来回忆说：“五四”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学校名师荟萃，鲁迅、马叙伦、李叔同、夏丐尊、陈望道、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沈尹默、许寿裳等都曾经在该校执教过。

刚进一师学习不久，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施存统开始阅读进步书刊，特别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他常常读得津津有味，并认定“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了。” 1919年下半年，施存统为了在浙江传播新思想，就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全国书报贩卖部”，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倾注于这项工作之中，对于读书求学他差不多已经放弃了。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经亨颐对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他的鼓励下，学生创办了进步刊物《浙江新潮》。因为施存统文笔出众，而且思想激进，《浙江新潮》就向他约稿。

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两个月，施存统的母亲因过度操劳又缺乏营养，患了眼疾，得知母亲患眼疾的消息后，施存统就向舅母跪求借了钱送回家给母亲治病，哪知这笔钱被父亲移作他用，而且父亲还百般虐待母亲，致使母亲含恨去世，年仅45岁。母亲的早逝对施存统打击很大，他开始苦苦思索中国的“孝道”，即“百善孝为先”，施存统想，他爱他的母亲，可是他的父亲虐待他的母亲，他要对自己的母亲尽孝，就要反对自己的父亲；可是，他对他的父亲同样要尽孝，所以他又不能反对他的父亲。于是，施存统就把自己思考的这些内容写成了一篇题目为《非孝》文章，投给了《浙江新潮》，并发表在该刊的第2期上。

施存统的文章通篇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在文中他提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施存统还决心脱离家庭，做一个不孝的儿子。施存统的这篇文章发表后，舆论哗然，具有新思想的人赞许施存统的文章有“反抗精神”。而守旧者则视其为“大逆不道”“妖言惑众”，认为是洪水猛兽，是孔夫子的叛徒，有人甚至扬言要与施存统“在法庭相见”，告施存统一个“忤逆罪”。浙江当局立即查禁了《浙江新潮》，搜走正在排印的第3期全部底稿，已经排好的版子也被勒令拆毁。可这些青年学生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又重新编写第3期，并派人去上海印刷，然后带回杭州继续发行。反动当局还转令校长经亨颐：开除学生施存统，辞退进步教师陈望道等4人，但遭到了经亨颐的拒绝。1920年2月9日，浙江省教育厅乘学生放假之际，免去经亨颐的校长职务，还规定所有原任教师都要经过新校长的聘请方能继续任教，“一师”学生得知这些情况后，提前返校。2月15日，师生代表到教育厅责问厅长夏敬观，要求收回成命，但遭拒绝。3月28日，杭州学联发动各校4000余学生请愿游行，支援“一师”学生的斗争，遭到省长卫队的阻拦和镇压，几十名学生被打伤，当晚，杭州学联通电全国教育界、新闻界，请求社会舆论支持。同时呈教育部和司法部，要求惩办镇压学生的凶手——省长齐耀珊和教育厅长夏敬观。但省公署反于3月29日派出500余军警包围“一师”校园，企图以武力解散学校，将学生押回原籍。杭州各校学生闻讯后，纷纷赶来声援，双方对峙到当晚10点，反动当局被迫撤退军警，收回解散一师的成命。一师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各界和海外侨胞的声援，社会名流如梁启超、蔡元培等也来电对浙江军政当局迫害学生的行为予以谴责。最后省长齐耀珊只得辞职离开杭州，夏敬观也离开省教育厅厅长职位。“一师风潮”历经两个月，是继五四运动后浙江新旧文化、新旧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回合，成为当时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而点燃这一风潮的人就是20岁的施存统。

与陈独秀一起创建共产党，是中共最早的5名党员之一

“一师风潮”过后，施存统在一师也呆不下去了，他被迫离开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0年4月间，施存统与俞秀松打算从上海去福建的漳州，投笔从戎，去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在上海停留时，他们找到浙江一师的老师沈玄庐，经沈玄庐介绍进了《星期评论》社工作，二人一同住在星期评论社，在这里，施存统由俞秀松介绍，认识了戴季陶，又由戴介绍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戴季陶与陈独秀都很欣赏这个写《非孝》的勇敢的年轻人。当戴季陶知道他们想去投靠陈炯明时，就说服他们“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二人被说服后，决定留在上海，先在《星期评论》社寄身，同时打算到工厂做工。但当时施存统正患肺病，所以就不得不暂时放弃到工厂做工的打算。

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派遣，第一次来到中国，魏金斯基抵达上海后，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有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共8人，还由戴季陶负责起草了党纲，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参与了党纲的讨论和修改。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这5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5个党员。施存统后来回忆开会的情况时说：大家公推陈独秀为负责人，共同起草了党纲，共十几条。那时，施存统和陈公培正准备出国留学，他们就各自抄了一份，准备把这些带到国外去。由此可见，施存统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与周佛海创建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在日本东京，施存统经常与上海的陈独秀、李达保持通信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陈独秀、李达还介绍施存统与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还指定施存统为该小组的负责人。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刚刚成立时，发展缓慢，中共“一大”前，成员只有施存统与周佛海二人，当接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李达、李汉俊寄来的信函，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时，他们二人就互相推选对方担任代表，因为周佛海已多年没有回国了，最后决定由周佛海代表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

这一时期的施存统，在日本看到许多国内查禁的书籍，他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日本共产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河上肇的一句话对他影响很大，这句话是说：要想飞到天上去，只有发明了飞机才有可能，否则是空想。这让施存统明白了要想达到理想社会，必须先有物质基础，否则就是空想。施存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1918年至1921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是拉丁文译音，意思是“同业联合或行会”，故又被称为“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该思潮否定阶级斗争，反对建无产阶级的政党，主张和平地用行会社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特别到了1920年下半年，中国理论界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远在日本的施存统也积极参加。《共产党》月刊是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由李达担任主编。施存统在《共产党》《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了《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主义》《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读新凯先生<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施存统联系自己过去在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实践，发誓今后做一个从实际上下工夫的革命者！做一个改造社会的前驱者，他“确信真理，虽断头亦不反顾！”施存统十分明确地把无政府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内部的一种思潮，把基尔特社会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潮，施存统指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底别名。” 施存统经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后，得出了布尔什维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并在文章中宣布：“我是绝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施存统还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决心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中共“一大”后，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很快，成员发展到10多个人，组织成员多数是留学预备生，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农民王”的彭湃，该小组的组长依然是施存统，小组开过二、三次会。1921年8月，共产国际为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当时日本与苏联没有邦交，所以就不能派苏联人去日本，共产国际就派张太雷来到了东京，由施存统介绍与日本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可是很不幸，同年12月，施存统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一起被捕，在东京监狱里关了10多天后，1922年1月，施存统被日本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当选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

1920年8月22日，受陈独秀的委托，由施存统的同乡好友俞秀松主持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俞秀松任书记。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要参加进去，所以连陈独秀、李达都参加了。俞秀松还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这个章程分寄给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要求各地建团，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临时书记。同年3月29日，俞秀松奉命赴苏俄，代表中国党、团组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有关会议，还负责接洽国内青年赴苏俄留学，随后青年团的工作陷于停顿。

◆俞秀松写给方国昌（即施存统）的明信片，报告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情况。

施存统回国后，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派，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当时北京、天津、太原、上海、湖南、湖北、广东都有青年团的组织，他们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中间有湖南省的刘少奇、易礼容，北京的代表邓中夏，广东的代表是谭平山、陈公博，太原的代表贺昌、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也参加了会议，而且蔡和森在大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会上还决定了团的纲领，选举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等为团中央委员，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过去一些研究者认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任书记是俞秀松，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俞秀松应该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书记，而施存统才是真正的团中央第一任书记，因为施存统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1922年底，团中央随着党中央由上海搬到北京，团中央住在北京东城南池子附近的小巷里。此时，全国已经有将近3000名团员，作为团中央书记的施存统常驻中央工作，还担任团中央的机关报《先驱》的主编，并亲自为《先驱》撰写评论文章。为了工作保密起见，施存统还化名吴国昌对外进行联络。当时青年团的经费很少，一开始，施存统是不拿薪金的，只领取一部分稿费，最后连写稿的时间也没有了，每月就只领30元生活费，而当时的团中央也只有施存统一个人拿薪水，机关报《先驱》从约稿、写稿、编辑，到校对、跑印刷厂，也都由施存统一个人完成。

当时，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党中央开会，施存统有时代表团中央出席；团中央开会时，陈独秀也常来参加。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市东南大学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0名左右，有湖北省林育南，北京的刘仁静、邓中夏，此外还有瞿秋白、恽代英等。因为施存统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在会上他力辞团中央的一切职务，后经大会讨论，同意了施存统的请求，于是，施存统离开了团中央。

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施存统离开团中央后，1923年秋，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到上海大学后，施存统担任社会学系三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为了教学的需要，他亲自编写了《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三门课程的讲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阐述社会历史问题。1924年10月，瞿秋白被反动当局通缉离校，社会学系主任一职就由施存统继任。

◆施存统任教的上海大学西摩路校舍。

在上海大学，施存统的课讲得十分成功，博得了大多数学生的青睐，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当时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对施存统就非常崇拜，施存统以他渊博的学识、崇高的修养赢得了学生的尊敬，也赢得了女学生钟复光的芳心。

两人由相识到相恋，感情日益加深，施存统还专门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为了表达对钟复光的浓浓的情意，施存统毅然决定将自己的名字由施存统改为施复亮，为此，还作了一首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两人高尚纯洁的爱情，一时被传为佳话。1926年春天，23岁的钟复光和27岁的施复亮这对师生正式结为夫妻，二人从此相伴终生，共生有一女二子，女儿施月明，生于1926年；长子施洪宇，生于1927年，1992年他的母亲钟复光去世的第二天，因经不起刺激而溘逝，生前是成都某电器厂工程师，一生坎坷，终身未娶；幼子也就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生于1941年，卒于1990年。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施复亮遭军阀孙传芳的通缉，党组织上安排施复亮奔赴广州，在广州施复亮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1927 年2月，党组织又调施复亮和钟复光夫妇到武汉中央军校工作，施复亮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官，这时已经做了母亲的钟复光任女生大队政治指导员。后来中央军校学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奉命被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钟复光则忙于积极创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学校，她除教工人识字外，还向工人讲授社会不公平的原因，这时，钟复光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面对白色恐怖，施复亮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施复亮觉得共产党前途无望，在思想上，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也不满共产党的暴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施复亮写了《悲痛的自白》刊登在1927年8月30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因为施复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施复亮还是国民党党员，施复亮在《悲痛的自白》中宣布不退出国民党。施复亮退出共产党后，有一段时间，他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曾经幻想通过改变国民党的做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后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他对国民党绝望了，决心埋头做一个书呆子，就这样施复亮从政坛上退到了书斋里。1941年，施复亮失业，一家人度日艰难，当时他的小儿子施光南还不满1岁，有人就劝告他投靠国民党，去当个参议员，被施复亮严辞拒绝，他义正辞严地答道：“宁可饿肚皮，不投蒋介石”，也表明了他宁死也不和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

1929年初，施存统与许德珩、李达等12人组成一个社团，取名“本社”，意思是“不忘马列主义之本”的意思。可是，不久“本社”就分化了，“本社”中的一部分人加入第三党，施复亮与一部分人参加陈公博主持的《革命评论》社，他还与陈公博相约《革命评论》社：不骂共产党，只能帮共产党。可不久，陈公博骂了两次共产党，施复亮就退出了《革命评论》社。

1929年到1936年间，施复亮编著了《资本论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唯物史观经济史》《现代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译著，这些书有些是他一个人译的，有的是与陈望道等人共译的。这时，他的夫人钟复光也跟随他学日文，协助他一起翻译多种日文进步书籍。在当时白色恐怖弥漫下的中国，这些书经常遭到查禁，施复亮赖以生活的稿费、版税收入自然很微薄。为节约一家人的日用开支，施复亮曾同妻子钟复光回到浙江金华老家住了一年半。但他的这些书籍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帮助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施存统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施复亮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民国大学教授《资本论》，九一八的炮声让已经回到书斋里的施复亮再次开始关心政治，他在北平公开演讲，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不少学生纷纷去他任教的民国大学“听左派教授施存统演讲”。有一次在北平大学风雨操场演讲，场地容纳不下，不少人爬上墙头、大树听讲。因为思想激进，施复亮曾经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欲逮捕五大教授之一，因为学生提前报信，施复亮才得以逃脱。因为遭国民党通缉，1933年由冯玉祥资助，施复亮东渡日本卖书、读书，半年后，施复亮又回到浙江金华老家读书、译书。1935年春，冯玉祥将军聘请他到泰山讲学，冯还赠送给他2000元。1935年暑期，他又与夫人钟复光同去日本读书、卖书。1936年春，施复亮在上海与人共筹进化书局，还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同年施复亮应李宗仁之邀去广西大学教书。

周恩来帮助他安享晚年

抗日战争时期，施复亮先到昆明，1940年又到了重庆，在重庆，施复亮经常同中共领导人往来，还受到周恩来副主席很多教育帮助。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还接见了施复亮等民主人士。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复亮是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制造了较场口血案。血案中，施复亮被拳打脚踢并被推到台下，当时郭沫若、李公朴等人也受了伤。施复亮伤势最重，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亲自去看望施复亮，这让施复亮感动万分。在医院的病床上，施复亮口授，他的妻子钟复光笔录，写下了《愤怒的控诉》一文，并发表在《新华日报》上。这篇文章给施复亮带来了许多麻烦，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为了施复亮的安全起见，周恩来曾让施复亮和新华社的同志一起飞往上海。在上海，施复亮想找个工作维持生活，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又通令全国各学校，不得聘用施复亮，这使得施复亮处于失业的绝境。

◆毛泽东写给施存统的亲笔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施复亮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部长是李立三。1954年，施复亮辞去劳动部的职务，担任全国人大一、二、三届常务委员，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期间因操劳过度而得了半身瘫痪症，不得不进医院治疗，随后，他多年卧床不起。

1949年后，施复亮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仍然保持农民的本色。他的一双皮鞋穿了20年，一件毛巾布衬衣，补了好几种颜色的补丁，朋友们都笑他可以上台唱叫花子戏了。他对子女们要求也很严格，让他们都穿自己和夫人的旧衣衫。施复亮的一日三餐也十分简单，他烟酒不沾，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多余的钱参加储蓄，一旦公益事业需要，他马上慷慨解囊。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他捐款旧币1145000元，河北水灾他捐款2000元，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施复亮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解放后施复亮为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叶村农会，要求将他家那座两层小楼房捐献给村农会办民校，还将自有的四亩地也捐献给了民校，用以补充民校的办学经费。1969年，他又将自己积蓄的2000元寄给叶村大队，为村里建了一所学校。去世后，施复亮没有给家人留下1分钱。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迫害一些老同志，曾经多次找到施复亮，让他提供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材料，但均遭到施复亮的拒绝。不久，施复亮、钟复光夫妇也受到了冲击，由于周总理的及时干预，施复亮才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后因病情加重，1970年11月底，施复亮逝世，其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他去世后，著名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评价他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

1992年钟复光病逝，钟复光生前曾多次嘱咐儿女，要把自己的骨灰和丈夫施复亮的骨灰一起回归丈夫的故土浙江金华叶村安葬，后经中央统战部批准，1992年5月4日，在浙江金华市金东区叶村村北1公里外的骑龙殿岗上，为施复亮、钟复光夫妇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入土安葬仪式，施复亮终于在他去世22年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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