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张岱年感叹梁漱溟的死。
1988年6月23日上午,梁漱溟大口失血,心率骤降,他最后用微弱的声音对医生说:我很累,需要休息。言罢及溘然长逝。终年95岁。
梁漱溟灵堂门楣之上写的是“中国的脊梁”。
我第一次知道梁漱溟,是看到了那段著名的对话开始的: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梁济(前清官员,梁漱溟父亲)问。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时年25岁的梁漱溟回答。
“能好就好啊”梁济道。
三天后,梁济投水自尽。留下《敬告世人书》:
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父亲的去世为年轻的梁漱溟带来了巨大刺激,让他决定从曾经的求佛避世的状态转变为要入世以解救世道人心,以慰父亲遗愿。
晚年他概述自己的一生,就是在不断追问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自认为足慰其父之灵。
对梁漱溟感兴趣,是因为他的“狂”。
当年西南联大有个教授叫刘文典,顺带提一句,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一生狂傲,他特别瞧不起沈从文,但是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在陈寅恪面前不敢有半点造次。刘文典是讲《庄子》的,曾扬言“世界上懂《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子自己,一个就是我刘文典”。有篇文章叫《世上已无真狂人》讲的就是刘文典。
但是相对于刘文典,梁漱溟的狂傲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梁曾这样说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今后的中国大局已至建国工作,亦需要我,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对于他的自负,中国近代史上估计只有康有为和章太炎可以与之比肩了。章太炎在家中书言:吾死以后,中华文化亦亡矣!
当然梁漱溟的自负也是有资本的,当年26岁的梁漱溟只有中学文化,考北大落榜,想到北大当旁听生,于是找到了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蔡元培看了梁的《究元决疑论》,说“梁漱溟想当北大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随即聘请他出任北大教授,讲授印度哲学。
梁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说:
六岁就开始读书,却还不会穿裤子;中学时参加过革命团体,后来却最反对暴力革命;报考北大落榜,却当上了北大教授;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在北大偏偏讲起了哲学;以研究佛学起家,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从小在城市长大,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却是乡村建设……
《梁漱溟最后三十九年》,讲述的是从建国到梁漱溟去世三十九的人生历程。
1948年,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汇集北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即“五一号召”。于是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大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选择北上,这里有沈钧儒、蔡廷锴、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沙千里、李济深、茅盾、章乃器、柳亚子、马寅初、翦伯赞、黄炎培等人,最后一批学者也于1949年3月25日到京。有几个人是较为特殊的,吴宓,选择入川,在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任教,并走完了后半生。胡适去了美国;陈寅恪,这位教授中的教授,1949年还在北平,最后选择了南下,落脚在广州岭南大学,从此再也没有北上,在这里开始了生命中最后20年的辉煌与凄凉。
据说开国大典上,周恩来说可惜少了两个人,一个是邵明叔,一个是梁漱溟。梁漱溟此时在重庆北碚,1949年12月2日,北碚解放(重庆解放较晚),1950年1月13日,梁漱溟北上入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