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不相关的事，一个来自现实，一个来自小说，却同样程度地触痛了我的心。

一、于欢刀刺辱母者，被判无期！

近日有媒体报道，面对以极端手段凌辱母亲的索债者，儿子于欢激愤之下刺死一名辱母者，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还原案件经过如下：

2014年，女企业主苏银霞向高利贷放贷者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之后苏银霞在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后，仍剩最后17万欠款“公司实在还不上了……”。2016年4月14日21时，吴纠集追债团伙11人，对苏进行暴力催债。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其中一人叫杜志浩的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

当日22点13分，接到报警的民警了解后，只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不要动手打人”。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向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下，混乱中，于欢从桌上摸了一把水果刀乱捅，杜志浩被捅死。

让我极为意外的是，对此案的判决，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的判决书，将“追债方未有人使用工具”，从而判断于欢不属于正当防卫，竟然苛责受辱的当事人“不能正确处理冲突”，将掏下体猥亵妇女等变态情节轻描淡写为一句“死者存在过错”，将不受法律保护的高利贷避而不谈，却认为于欢“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最终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该事件尚在进一步上诉中，但这个判决结果已经让人心寒，同时也激起舆论的强烈关注。我想这又是一次道德与法律的强力较量，此处我只想列出事实，评论自会哗然。

二、读余华的《第七天》

这几天读了余华的小说《第七天》，小说选择一个刚刚去世的死者“我”（即杨飞）讲述死后七天里的所遇、所见、所闻之事与生前的往事，以及“我”周围的人从生到死的经历，用一个鬼魂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间、审视这个充满血腥的物质世界。

提一下让我触动的几个人物。

李青，杨飞的前妻，卷入某高官的腐败案而自杀，但我对她却提不起恨。与其说杨飞死于火灾，不如说他死于对李青爱的缅怀更为确切。他们都是这个世界欲望的牺牲品，都是无罪的，可怜的。

对比杨飞生父生母，给杨飞养育之恩的父亲杨金彪的善良、毫无索求的人格，看了叫人心痛。

远赴深圳打工，住在地下室的鼠妹与伍超，则更让人扼腕默叹，极其聪明上进的青年，却一步步被社会逼到绝境，并且死后还被好事者嘲笑。

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事件，郑小敏父母于强制拆迁中遇难，男娼妓和警察由生前的冤家变为死后的棋友，这些冷冰冰的事件，让人不寒而栗。

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人在生时被分成三六九等，到死时一样，贵宾区和普通区的鬼魂仍在比较着争论着棺木贵贱、墓地大小，只有那些进入死无葬身之地的游魂，才真正的死而平等。这确实是一个比《活着》更艰难、比《兄弟》更绝望的故事。

三、我终于无法抑制我的愤怒

如果说这些只是少数事件，好像富士康某领导说，我们几十万员工，每年死一二十个人很正常啊，有什么大惊小怪？！如果按这种思路，那么，人的社会与动物的弱肉强食何异？

我曾怪余华写文章太过冷酷，老抓着些负面事件不放，是不是为了出名？但现在很为自己曾这样想而羞愧。客观公正地说，余华选取这些负面题材来写，决不是当局政府所推崇的，他的书有没有受到阻饶我不知道，起码不会促进书的销量，就算他如此高超的黑色幽默也无济于事。但余华是个极有勇气的作家，能够用大胆、荒诞的笔调，冰冷地震慑到我们的内心。不用死人的视角，绝不足以狠狠地给我们以警示。

四、这个世界，我们该爱？该恨？

看完这些悲凉事件，我寝食难安。他们令我陷入了思考，这个世界，我该爱你？还是恨你？我们该如何活着？

答案谁也说不清，要我们自己去寻找。生存本身就充满了暴力，人性充满了恶和无休止的欲望，如果善和正义得不到彰显，社会没有一套合乎道德常理的规则来约束，那不是变成了豺狼遍野的屠宰场吗？原本，我以为少一些欲望，便能少一些恶的追逐，但我不能说服自己，因为生存本身就是欲望啊，我们都要放弃生存麽？相反，我们有责任维护善和正义，这才是生存最大的意义。

这个世界，我从此俯下身来爱你，在你千疮百孔的土地上，绽放我卑微的笑。